【金庸袁崇焕评传】程千帆评传
动、挨斗,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这是无声的抗争,是程先生用实际行动对那场荒谬的政治运动所作的批判。当年苏东坡多次被贬到荒远之地,然而他始终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并在逆境中实现了新的辉煌。他晚年作诗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此语的政治含义也许是自嘲,但就东坡的文学事业而言,黄州、惠州、儋州确实是他创作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东坡在贬谪生涯中傲视苦难,坚持读书作文,就是对黑暗势力的有力抗争。
程先生在沙洋的行为是否有意学习东坡,我不敢断言。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是与东坡心心相印的:在那个是非颠倒的荒谬时代,行吟泽畔的屈子、忧国忧民的老杜固然也能给人以激励,但东坡式的嬉笑怒骂则是更有效的抗争手段。
程先生有诗云:“一事略同苏玉局,晚途流落负明恩。”[4] 可见他与东坡是心心相印的。他虽然没有能在流放生活中实现创作的辉煌,但毕竟没有完全虚度光阴,毕竟没有中断对学术的思考,从而为自己在日后重创学术辉煌作了切实的准备。这充分证明了由中华传统文化所铸就的坚毅人格不是任何黑暗势力能够摧毁的!
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当年在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后,就是以这种精神支撑自己写完了史家之绝唱——《史记》。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连这种传统所赖以存在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
在反右、文革时期,那些失去人生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处于“不许乱说乱动”的艰难处境中,哪里还能著书立说!可是暴力能够禁止人们的言论,却无法牢笼人们的思想,优秀的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着“发愤著书”的活动。
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企及的。王国维曾
在《人间词话》中引尼采之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我觉得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可作如是观。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我在读这些书时,除了得到学术上的启迪外,也常常从中受到生命激情的感染。
一九七八年夏天,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徐复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洪诚教授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其同门好友程千帆先生的厄运。此时的程先生,正处于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他苦苦地熬了十八年,才在一九七五年被开恩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然而几乎在同时,武汉大学就命令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于是他变成了每月仅有四十九元收入的街道居民。祸不单行,与他一同尝遍人生艰辛的伴侣沈祖棻不幸于一九七七年遭遇车祸逝世。
这位当年以词名倾动文坛的一代才女,这位在武汉大学辛勤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优秀教师,却遭受了“寂寞身后事”的不公正待遇,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都没有举行。程先生遭受了这个雪上加霜的打击,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他独自蛰居在东湖边上的小屋里,为沈祖棻整理遗稿,以此来寄托哀思。面对着惊才绝艳的《涉江词稿》,很少作词的程先生不禁写了两首《鹧鸪天》:
衾凤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 哀窈窕,忆缠绵。几番幽梦续欢缘。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烘烟。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 红缓带,绿题笺。深恩薄怨总相怜。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弦。 对于程先生的不幸遭遇,殷孟伦等先生非常同情,他们认为必须为程先生重新找一个工作,于是商定联名向恢复工作不久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推荐。
洪诚先生回南京后就向匡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匡老立即决定聘请程先生到南京大学来任教授,并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马上到武汉去接洽。叶教授到武大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
于是,武汉的街道居民名单中少了一个名字,而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则有幸拥有了一位学识非凡且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时隔多年之后,在南大为程先生庆祝八秩
寿辰时,程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引东晋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当时的听者无不动容。在匡老病危之际,程先生前去探望,对匡师母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谢他老人家。”的确,如果不遇匡校长,程先生也许还要当多年的街道居民,那将是学术界多大的损失,那将是南大学子的多大损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当年的金陵大学所在地。三十多年前,程先生就是在这里受教于黄季刚等大师,从此走上了专治古代文史的学术道路。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这位同甘共苦数十年的人生伴侣。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的回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然而此时程先生的当务之急不是回首往事,而是展望末来。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满头白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
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
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
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
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二十年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心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
恢复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一九七九年,程先生开始招收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由于研究生教育已经中断了十多年,社会上积压的有志于深造的考生很多,当年报考程先生的考生就有四十多个,考生的情况则千差万别,有文革以前就已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也有尚未迈进大学门槛的知识青年。
经过严格的考试,程先生录取了三名学生,他们的年龄、学力都差参不齐,一样的只是对于知识的渴望。我有幸也厕身于这三人之列,从此立雪程门二十载,得以亲承音旨,用程先生的话说,这是人生的缘份!
也许我的投考经历有助于读者认识程先生的为人:我于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两年后下乡插队,从江南到淮北,从当农民到做农民工,虚度了十年光阴。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才走进了安徽大学的大门,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
得知程先生招收“唐宋诗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消息时,我尚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从未进过中文系、仅仅在农闲时节读过几首唐诗宋词的我,能考上程先生的研究生吗?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考场的。
五场考试下来,自觉考得还可以,于是就心存幻想起来。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考前没有与导师联系过,更没有到导师家去拜谒,录取的希望是很小的。当时还有要好的同学埋怨我说:“你在社会上也混了十多年了,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听后如梦初醒,只好放弃幻想。
没想到暑假过后,我竟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又过了十多天,我就与两个同学一起见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坐定以后,先生说:“这次共有四十多人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有人写来了十多封信,寄来各种文章、学习笔记,也有人几次带了礼物跑来见我。
可是你们三人连信也没有写来过——”我满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反而微笑起来,说:“这很好!”说也奇怪,虽然后来程先生教诲我的话不知有多少,但我一直记得他最初所说的这句并无深意的话。在程先生门下,需要的是诚实、刻苦,任何投机取巧都无隙得入。在程
先生亲手建立的南大古代文学这个学科点,学风的笃实与人格的诚实同样为大家所看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品格是何等重要啊! 八十年代初,百废俱兴,学位制度也应运而生。程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一批硕士生后,又于一九八二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当时程先生对如何掌握博士生的水准心里没底,他找来一些港台地区的博士论文仔细阅读,决心要培养出水平更高的博士来。经过十多个寒暑,程先生培养了硕士九人,博士十人,数量也许不算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
《文学遗产》的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情况时指出:新时期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钟书和程千帆,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成就:“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5]时至今日,“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专有名词。那么,程先生是如何在研究生培养中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一个好老师的先决条件是他必须热爱学生。程先生对弟子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他说:“要爱护下一代。耐心地、不断地对他们施加友善的压力,同时对他们给以具体的帮助,乃是使青年人迅速提高的有效方法。特别要注意科学研究中基本操作的训练。
例如:应当把研究生论文当中出现了错别字、不规范的简化字,语法不通的句子以及引用别人的论点而不加说明的情况等,看作是自己的失职。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正反映了自己平日对他们要求不高,训练不够,也就是对他们爱护不够。
”[6]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程先生培养研究生取得成绩的最主要原因。对此,弟子们都保留着温馨的回忆。张伯伟说:“我与千帆师之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师弟相处,犹若父子,几乎无话不谈。
我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历史,谈现实,有时还谈家庭,谈爱情。先生有快乐的事情,总愿与学生分享;学生有失意的心绪,也愿向先生倾诉。我总觉得,这样的师生关系,大概也就是古代鹅湖、鹿洞之遗风吧。”程章灿说:“我做博士论文那一年,先生生病住院,就是在南京那样严寒的冬季里,在病榻上,先生抱病改完了我和另外三名同学的四篇论文。
这需要克服多少困难,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强的责任心!每当捧读先生批改的论文,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的感受可以代表“程门弟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