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拍摄的滇金丝猴(9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誉东摄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王敬中、王长山、魏玉坤、姚兵、杨静)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区域。高山峡谷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江奔腾不息,风景如画。

但这里也属于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精准脱贫的决战打响后,一系列攻坚举措瞄准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当地各族人民正逐步摘掉穷帽子,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脱贫新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生态为本

转岗护林迎新生

“生态”转身是普达措国家公园居民都杰七林的“脱贫经”。

58岁的藏族男子都杰七林家住迪庆州普达措国家公园。他种青稞,放牦牛,家里的藏房、田园和周围的雪山、草场、森林、湖泊一道成为国家公园景色的一部分。

“以前,靠砍树、放牧收入很少。”谈及过去,都杰七林不堪回首:一家7口人种地、养牛,年收入最多时也不过5000元。粗放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森林里的野生动物不断减少,至上世纪90年代末,麂子、獐子等动物几乎销声匿迹。

几年前,普达措国家公园建立后,实行社区反哺政策,这让都杰七林有了三个身份: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洛茸村村民、护林员、“园民”。“一年仅领到的生态、草场、旅游等各类反哺超过5万元,要是没有保护好生态,这钱就没有了。”都杰七林说。

迪庆和怒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由于地处“三江并流”区域,这里水电、矿产资源富集,保护和开发间的矛盾凸显。

贫困面广、程度深,环保压力大,脱贫形势严峻,怎么办?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局长和雪涛说,我们按照“生态立州”战略,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践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走上了一条生态环保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

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脱贫实践——

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村民龙德城是村里森林资源管护小队长,既要管理村里的护林员,还要带队巡山。

“每月巡山不少于两次,有时一次要走五六天。”龙德城说,村里80个护林员巡护面积80多万亩,每月每人有800元的补助,每个村小组护林员组长有1400元补助。

“精准吸纳建档立卡户参与生态管护,实现了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任治忠说,巡山护林助增收,又方便照顾家中老小,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

“生态护林员 ”模式,有效带动贫困人口稳定增收脱贫。截至目前,迪庆已聘用生态护林员近1.7万人,实现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覆盖。怒江通过聘用生态护林员,带动了5.14万名贫困人口稳定增收,不断做大“生态蛋糕”。

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自觉——

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62岁的护林员兼护猴员余小德上午九点左右就背着10余斤松萝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送早餐”。

“如果继续砍下去,树迟早要被砍光。”年轻时砍过树、打过猎的余小德说,后来巡山护猴。10多年来,他跟生活在自己村子附近的70只左右滇金丝猴成了好朋友。“猴子一听到我的声音、哨声,就会叫着从林子里出来。”

余小德说:“猴子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证明生态越来越好了。”

来自美国的自然资源管理专家毕蔚林说,30多年前自己刚来中国时,生活在保护区周边的村民靠砍树、打猎为生,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突出,如今中国已探索了一系列社区共管的经验,老百姓在保护环境中生活得越来越好。

易地搬迁

精准施策挪穷窝

“只要能过得下去,谁愿搬离故土呢?”50岁藏族汉子阿堆如今生活在迪庆州府所在地的平坝上,开了超市,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想起近300公里外峡谷里的“老家”,他仍唏嘘不已。

山高谷深、植被稀少、气候恶劣……阿堆原来住在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规吾村,说到老家的“村愁”,他掰着指头数不过来。

羊拉,藏语意为“牦牛的角尖”,全乡平均海拔4270米,位于滇川藏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人在路上走,鹰在脚下飞”是这里的写照,其中规吾村条件极为艰苦,产业培育难度大。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说起过去,阿堆打开话匣:种地、养牛羊、捡野生菌,可以填饱肚子,但收入少,交通、医疗、教育也十分不便。雨季,常发生滑坡和塌方,通往外界的公路中断,一些重病患者因耽误治疗在半路上就去世了。

离开故土,怎么生活?绝境谋生,何其艰难!这道生存选题曾困扰着一代代规吾人。

改变发生在去年11月。在各级政府努力下,规吾村185户1000余人搬到位于香格里拉市州直公租房小区。阿堆一家就此告别“老家”,住进了楼房。羊拉乡党委书记立青农布说,搬迁后,村民将继续享受原居住地草改、林改等惠农政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不变。

搬出来,惠民政策不减;有营生,稳得住、能致富。

98%以上的土地为高山峡谷;基础设施滞后,30%的自然村未通公路;群众大多居住在山高坡陡、峡谷缝隙、地质灾害隐患点、生态敏感区……在紧邻迪庆的怒江大峡谷,生活在这里的群众更深刻体会到了“搬出来的幸福”。

全村167户中125户是贫困户;2008年前要靠溜索过江,一些村民打工赚了钱,买了拖拉机和小汽车,只能停在江东,无法过江开到家门口……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党总支书记和建才对过去的穷日子记忆犹新。

去年底,托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竣工后,贫困户“拎包入住”。为了让搬迁群众有稳定收入,政府部门在组织劳务输出的同时,还建了草果编、棒球缝制、竹编等扶贫车间,解决不能外出务工村民的收入问题。

“十三五”期间,怒江将有10万人搬入新房,村民变市民,开启新生活。

易地落新家,两头换新颜。

“一些百姓曾经生活在澜沧江沿岸的干热河谷地带,山上基本不长树,耕地为60度以上陡坡,生态脆弱。”迪庆州常务副州长徐鹏声说,易地搬迁要解决脱贫问题,更要保护生态。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有关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已有超过64万名群众搬离过去的土坯房、竹笆房,搬入安置房里,千年的安居梦想得以实现;告别生态脆弱区,各族人民正在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

产业增收

绿色发展绘幸福

香格里拉市尼西乡藏族村落巴拉村有着千年历史,这里的大峡谷如同画廊。2008年前,这个没通公路的村子被锁在大山深处,村民生活贫穷落后。

“10多年前,巴拉村是靠绝壁上一条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与外界联通,步行到香格里拉城区要5天。”52岁的村民悟金七林说,乡亲们靠天吃饭,一年种的青稞、玉米、土豆等只够吃两三个月。

为改变贫穷面貌,当地藏族农民企业家斯那定珠倾其所有,10余年来坚持不懈,最终在绝壁悬崖上凿出了一条宽6.5米、长61公里的柏油公路。路通后,破败不堪、土木结构的藏式老屋被修葺一新,摇身变为景区。300多名周边村民在这里就业,户均收入达10万元左右。

在怒江,这方美丽的山水也绽放出了脱贫之花。为了突破大峡谷自然灾害频繁、可耕地面积少等地理局限,怒江州致力于念好“山字经”,唱活“林草戏”,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一些紧靠旅游的“生态行当”涌现。

见到泸水市鲁掌镇三河村村民蜜波四时,他正接待摄影师并引导他们到自家“鸟塘”拍摄,繁忙之余,他满脸笑容地介绍起自己的新身份——“塘主”。

三河村山高林密,野生鸟类种类丰富。去年底,当地科技局选派人员到三河村发展观鸟经济,评估环境容量后,设置15个观鸟点——“鸟塘”,蜜波四等10多名村民成为“塘主”,负责为鸟类提供流动的饮水水源和食物,并为摄影爱好者搬运器械、送饭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鸟塘”已为蜜波四带来了5000多元收入,超过他种地耕田的收益。

除了“塘主”赚钱,村里种的茶也受到游客追捧,茶农们也鼓起了腰包。“我们家70%的茶叶都被游客买了。”种茶30多年的村民和大林说,现在茶价很好,最贵的一斤茶卖到2000元。

吃上“生态饭”,念好“扶贫经”。目前,迪庆、怒江初步形成了以大峡谷风光、多民族风情等为代表的旅游景观,构建起了核心景区带动周边群众、乡村旅游带动沿线群众增收的发展格局。

生态为本,深度贫困地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脱贫新路——

3年来,迪庆脱贫销号6万多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57%;

4年来,怒江12万多人摆脱贫困;

两州超4.5万牧民告别传统产业,端起了“生态碗”,森林覆盖率逐渐提高……

但这里仍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迪庆、怒江还有15万多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其中部分地区人与自然矛盾甚为突出。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可谓“最后的贫困堡垒”。

驰而不息,一幅决战精准脱贫的“生态画卷”正在云岭大地铺展——

重点攻坚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等工作;从组织领导、帮扶力量、政策举措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保障,打好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和饮用水安全硬仗;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坚持发展生态旅游业和高原特色农业、精准吸纳建档立卡户参与生态管护……

“决不让一个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说,明年全省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将全部实现整族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