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的典故 他是屠夫出身的日本作家 特别欣赏《庖丁解牛》
佐川光晴,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著名作家,已经出版《生活设计》(获新潮新人奖)、《卷曲的爱》(获野间文艺新人奖)、《果酱空瓶》《远东先锋派正传》《灰色的瞳孔》《家庭戏剧》《永远的誓言》《银色的翅膀》《屠牛记》《我的祖母》等多部小说随笔集,在日本文坛如日中天。
他毕业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按理说应该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但他却进了屠宰场,手拿屠刀,杀猪宰牛。这是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学历低(大都是中小学毕业)、工资低、社会地位低。他们的妻子儿女,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愿讲自己是屠夫。他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在血腥的屠宰场,一干就是10年。
这种选择,当然是为了生计,但并非出于无奈,而是事出有因。他从小爱出汗,动辄大汗淋漓,而稍一着凉,又泻肚不止,为此没少吃苦头,因而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他听说屠宰场招工,那里的工作从早晨开始,中午结束,每天只干半天活,吃完午饭就走人,而且屠宰车间闷热如煮,不会着凉感冒。
他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就报名进了屠宰场,当了操刀的屠宰工。劳动虽然紧张繁重,汗流如注,但干完活洗个热水澡,浑身通泰,没过多久,他拉肚子的毛病也没有了。
他与伙伴们关系不错,活儿也不算太累,日子过得悠闲快活。他暗自庆幸,找对了地方,适得其所,可以安身立命。他没想当作家,也没想跳槽找个斯文的工作,然而,歪打正着,正是屠宰场的生活成全了他,使他走上了文学道路。
他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下午晚上没事,闲得难受,又没有别的嗜好,为了消磨时光,就大量读小说。读着读着,看出了门道,手痒难耐,于是就拿起了笔,练习写小说。对于屠宰,虽然世人嗤之以鼻,但肉还是要吃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这也是不可或缺的行当。
面对世俗偏见,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于是就有了中篇小说《生活设计》。他写屠宰厂的生活,屠宰工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在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中,这种题材的作品可能不多,发表后引起文坛很大反响并获奖。小说文字朴实,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类似日本纯文学的“私小说”,娓娓道来,而且有一点受日本普罗文学影响的痕迹,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去当屠夫,亲朋好友一致反对,都说他吃错了药,唯一理解支持他的就是妻子。她原来是话剧演员,现在是小学教师,思想开明,未受市俗熏染,尊重他的选择。现在,他们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三四郎,是他妻子34岁时生的,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
他妻子工作很忙,无暇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为了支持爱妻,他辞去了屠宰场的工作,当起全职家庭主男,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准备早饭。妻子上班后,他送大儿子上学,二儿子上幼儿园,回来路上买菜。
回到家,他洗衣服、打扫屋子,之后开始写作。两个孩子都是他带大的,母亲不在可以,他不在孩子就闹。有一次到中国来,两个孩子抱着他的腿哇哇大哭,不让他走,弄得他鼻子发酸,差点改变主意。
他说自己是真正的“坐家”,但每年稿费版税收入仅500余万日元,一个人生活还凑合,养家就难了,幸亏老婆有工资,不然,他这个“坐家”没法当。在夫权意识浓厚的日本,他乐于当家庭主男,而且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觉得天经地义、幸福无比,确实难能可贵。
他是屠夫出身,三句话不离本行。在北京,他特意去顺义看了鲲鹏集团肉联厂,但那里是机械化流水作业,每天杀猪1万头,已经看不到手持屠刀放血、剥皮、剔肉的景象。中国作家中有屠宰经历的人不多,一听他当过10年屠夫,一上午能带人手工屠宰150头牛,面面相觑,话题常常集中在屠宰上。
有人谈到庄子的《庖丁解牛》,有人谈到苏童的小说《肉联厂的春天》,有人谈到莫言的《生死疲劳》,他极兴奋,一一记下篇名,希望有机会能看到这些作品。他特别欣赏《庖丁解牛》,对庖丁杀牛时的目无全牛、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自诩日本庖丁,在所有赠送中国作家的书的扉页上,都得意地写上“庖丁解牛”四个大字。
我读了他的中篇小说《追赶虹的男人》,觉得主人公脾气暴烈、喜怒无常、嗜酒如命、一贫如洗,是萨克斯演奏家,还是衣衫褴褛的乞丐,靠打零工糊口……我说,这篇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复杂,比你的成名作——专写杀牛生活的小说有趣。他笑着说,别人也这么说,有人准备把它搬上银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