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医患关系不应被极端事件误导

10月26日,刘冬梅在佛山南海区红十字会医院早产生下一名婴儿,护士告知家属已死亡,并将婴儿丢进厕所。但孩子没有死!事后医方承认当事医生未使用仪器检测。

这则新闻引发了舆论对医生的控诉,直指医德滑坡,只管赚钱,罔顾生命……但是就在前一周“八毛门”还是新闻热点。

陈先生的儿子到深圳儿童医院就诊,医院要求做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陈先生拒绝了手术,而另一家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即缓解了症状。这被舆论简化为“十万元手术,八毛钱治愈”。引发了对“过度治疗”的控诉,之后不少家长据此拒绝院方的手术治疗。然而10月28日,陈先生公布一封感谢信和致歉信:承认儿子已经在武汉做了手术。“八毛门”以医方的“完胜”落幕。

类似有关医患关系的“拉锯战”,一直是舆论焦点。指责医生极端不负责,草菅人命的个案,可以举出很多;患者医闹,无事生非的个案,几乎一样多。然而,这种“战争”没有赢家,只是激化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当医患关系不再是信任,而是猜忌、防范、敌对时,谁都是输家。

其实,“死婴门”也罢,“八毛门”也罢,都只是偶发的极端事件,在中国医疗事件的庞大基数上,绝对数量也不低。但医患关系不应被极端事件所误导,双方都不能以点代线,以线代面,上纲上线,反应过度。医方不应利用知识优势、经济优势,无视患者包括知情权在内的正当诉求,随意扣上“医闹”的帽子。患方也应对医学手段的不完善、医生的辛苦,有充分理解。双方都不能以个别极端案例为依据,将对方污名化、妖魔化,这才能心平气和共同探求矛盾的解决路径。

医生首先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本科学习需要五年,合格敬业的医生理应生活体面、受人尊敬。但前不久央视“走转改”活动中的“同仁医院蹲点日记”报道,展示了医生被误解、受屈辱的另一面:一位眼科医生上午要看38个病人,下午还有3台手术。这意味着医生接待每个病人的时间只有几分钟。而矛盾的另一面,是很多患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凌晨排队,等待几个小时,而医生只看几分钟病。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极容易产生严重冲突。比如一位女博士由于要赶任务,一手丢医疗垃圾,一手“扶”老年患者起身,这个“扶”在患者眼里成了“推”,引发一次小冲突。

还有,年轻医生抱怨:现在不像老医生当年那么有“机会”,过去的“小医生”可以主治;现在“小医生”缝针被患者知道了,都会引发轩然大波。但问题的另一面是,随着医疗市场化,患者在付出治疗费之后,还要承担“被培训”年轻医生的社会责任,就有失公平了。医生的、患者的个人诉求,都没有错,面对这种利益冲突,应由国家平衡各方利益,构建一个双方互利的解决路径,而不能听任双方互相猜忌。

再比如,不少医生把当下的过度检查、保守治疗,归咎于2002年4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对医疗事故实施“举证责任倒置”。但在实施“举证责任倒置”之前,被喻为“老子鉴定儿子”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却使患者利益难有保障。1992年的老电影《女大学生之死》,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值班医生打麻将、贻误抢救这么是非明确的情况下,患者家属讨个公道有多难。

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无论你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应该看到医患关系的正反两面。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也应对对方抱有“同情之理解”,这样才会尽可能避免误解,共同寻找矛盾的解决渠道;而不能盲目将一些个案扩大化,引致对医生、患者群体的敌视。

在现实的医疗配置不尽合理、医生收入不尽公平,以及既有医疗仲裁机制公信不足的情况下,媒体也应有所担当,客观、全面、中立报道医患矛盾,不煽情、不矫情,把双方的困难、诉求表达出来。努力促进医患双方的互信,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误解,从两个方面避免新闻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