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了金世元】国医大师金世元 | 从药行学徒到当代药王
我是学徒出身,1940年来北京当学徒的,那时候也没有中医中药没有大学。我在农村念过七年私塾,父辈都是农民,为了改变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想着把我送出来当学徒,也没有什么奢望,就是学门知识,学门手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1940年我14岁就出来了,托个人找到家收学徒的药店就来了,从1940年我一直就在药行工作,我81岁才退休,到现在为止我工龄77年了,没改过行。
旧社会学徒的经历,大家都有过耳闻,尤其我们中药行业很苦、很累,而且和其他行业还不一样,没有点文化还不收你,所以我学徒的时候还得通过单位考试,就让你写写毛笔字,把你家乡住址以及简单情况写一下,再给你出个题,答个珠算。
但是其他行业可没有,这也就说明这中药行业的学徒必须得有点文化基础。所以学徒的年限和要求也不一样,不是三年出师,至少得五年,实际上也没有出师这一说,因为是学无止境的,这一行的学徒不同其他的手艺行。所以当学徒的过程真是很艰苦,还有一个特点是学徒三年不挣钱,管吃管住,三年以后挣得也是很少,解放前一般都这样。
好在我当学徒过程中有个机遇,1940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北平(京)市正被日本人控制,日本人就发现中药行业还是学徒制,但当时西医西药都是系统学习的学校毕业生,所以日本人说你们必须得建立中药学校。于是在1940年末就成立一个中药讲习所,大户的每家可以去两个人,一般的药店就去一个人,一般都是打发自己的亲支近派去学习,但是我东家的子女没有干这行的,所以我就被派去了北京中药讲习所,学了两年毕业。
为什么这是好机会?当时北京有华北国医学院是专门学习中医的,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作为院长,还有北京中药学院,是萧龙友和孔伯华作为中医院负责人,四大名医就剩一个汪逢春了,我去学习的中药讲习所,就派了汪逢春当所长。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是很了不得的,都是前清的御医,或者是北京其他有名的中医人物。
北京四大名医(左起: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
每天晚上去天安门里的西朝房,学习三个钟头。我的单位是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因为那会儿我每天都得进城,通过东边操场一直的步行到那,连个车票都没有,我只能走着,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学习了两年。这都是身体上的劳累,更困难的是我学习中医的内容有些吃力,中医的古代著作,文字都很深,有的时候真是不好理解,但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一般专门学药的学徒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期间也很用功。
后来我就逐渐清楚,又通过二次进修,中医的底子就扎得比较不错了。
解放后1955年,北京市举行中医大考,我就考上中医了,到现在我拿到行医执照有43年,但我却一直没从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参加药材公司了,并且药材公司对我也很好,公司成立的时候全北京一共3600人,那时期不像现在人这么多,今天同仁堂二万多人了。当时公司内部办公室只要6个人,公司早就了解了情况,把我放到药检科,后来我逐渐成为药检科的负责人,一直就搞药品质量。
到1960年以后由于中药行业没人才,但对人才的需求量又太大,各个医院增加中医科室都要增加中药房,可哪有那么多内行人?医院归卫生局管,药材部门归药材公司管,当时就商量将来人才问题怎么解决,药材公司说想要再找学徒也不可能了,只能是自己培养。
后来卫生局和药材公司一研究,就在北京卫生学校成立一个中药专业,派了我和同事一共四个人去教学,那期间挺困难,拿我自己来讲,只凭着在农村念过几年私塾,想撑起这个班可不容易,所以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互相促进,写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逐渐完成系统教材,这在我从事中药工作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发展。
中药炮制、中药制剂、中药调剂、中药鉴别,几年过程当中干活离不开药。所以专业的内容我都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教材也是通过实践写出来的。
解放后的这些年来,比较大型医院的中药房主任基本都是我的学生,这些年来我就据我的简单统计,培养中药人员有1200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北京卫生学校的几位老师的贡献。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刚成立的时候,为了培养中医药人才,要求总结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全国要评五百人,可就连四百也找不到了,其中总结这些经验就中医人员包括中药人员,但是中医人员多了,也就是有400人,其中全国中医带徒仅有十个人,我就其中一个。从1940年到现在,不算正规毕业生,就说这一批一批带徒,大概有七八十人了,这是国家中药管理局对我们老中医中药专家的要求。
我有中医的医照,但是根据工作需要,我一直没有弃药从医,北京市药材公司的领导不想让我走,因为当时没有像我这样既懂医又懂药的人,让我在药检科搞药品质量,从1940年到1981年这40多年的到退休,直到今天还没有闲着,我从事中药工作已经是77年了。
道地药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神农本草经》的序录“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
道地不是某一时期某个人给命名的,而是通过历代医家临床实践总结的经验。就拿宋朝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讲到“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就说用药都得有根据。到现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金元时代李东垣就说过“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则性味少异,失其时则气味不全。”采的时候必须得根据时间,根据成熟的季节。
历史上对道地药材非常讲究的,特别是李时珍,他说“性从地变,质从物迁”,别小瞧这性,道地药材要是挪到别的地方,质量就不一样了,今天也是如此,全国的产药区从北部寒冷黑龙江到南部四季常青海南岛,从西部的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以及广袤平原,各省有各省的道地药材。
在1956年的时候,药材部门归卫生部管,卫生部就说怎么全国都有道地药材?你们浪费那么多运费,以后改自己种,就地生存,就地供应,当时全国都这样执行。当时药材公司在北京小汤山南边有一块几百亩的地,派了三百人去种药。四川的黄连,浙江的贝母我们都移来了,但到这儿都活不了。把海南岛的小槟榔树我们都给移来了,外面冷就搁在温室里,甭说地道,连活都不活了。
▲化州橘红,主产广东化州,这橘红带毛,也叫毛橘红,这是它的特点,历史里有记载是祛痰如神,是一个名贵的道地药材。把它往北一移就是广东陆川县,往西一移那就是广西博白县,都有一两百亩地,把小树移栽过来也活了,也结了柚子,但不到三年这毛退化没了。
▲冬虫夏草主产青藏高原,重点是青海、四川、西藏,冬虫夏草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太少了,冬虫夏草这么贵怎么不繁殖点到别处?这些年都没研究出来。冬虫夏草是有种真菌侵蚀到蝙蝠蛾的幼虫上而形成的,想把蝙蝠蛾的幼虫弄到别处孵化点再做成虫草,现在还做不到。所以说道地就得讲究,和生长环境、土壤气候有直接的关系。
▲河南四大淮药,我们现在菜市场也能买到河南产的铁棍山药了,最长的一米五,主产河南的焦作,尤其温县,那是黄河流域冲积平原,黄河北岸土层深,山药能长一米五,其他地方五十公分下的是死土,什么都不长。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现在《中医药法》公布以后强调必须要保证道地药材?就是保证中药的疗效。
药性是根据中医的临床总结下来的,每一种药物都有它的性和味,这叫药性,药性就包括性和味。从药性来讲它得要分出寒、热、温、平,当前教学叫寒、热、温、凉了,实际最早叫寒、热、温、平,这都是从临床对药物的观察总结下来的古人这药性,药性包括性和味。
所谓味就是要有辛、甘、酸、苦、咸五味。这是古人临床用药总结下来的经验,历史很悠久了,药性的解释从古至今也就是这意思了。如果说作为大夫来讲用药必须得要根据药性和味,寒性药清火,热性药散寒,治疗寒心病也就这意思,总结下来的经验。
所谓炮制也就是根据中医基础理论,把所用的药物根据不同治疗需求临床应用、或者是生产上需要制造丸散膏丹等需要,而进行对不同药的加工处理,这个工作是统称叫炮制。炮制主要依据是中医基础理论,还得根据药的自身性质,药有块大的、块小的,有薄的、有厚的、有长的、有短的,这叫自身性质,主要还是根据中医的基础理论,这药是寒性的,这药是热性的,它通过炮制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主要就是解除毒性,缓和副作用,达到用药安全、有效,在安全情况下还能有效,这才叫是药。
通过药物炮制除去解毒以外,还有其他很多作用,比如说是引药归经、改变药性、增强疗效,炮制有这么多作用,说引药归经这个药它也是根据我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主要这就根据不同炮制的一些个所用的辅料。你比如说《本草蒙荃》记载“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乳制润枯生血,蜜制甘缓益元”,就是滋补药蜜制的多,润肺药蜜制的多,它有一定的基础理论。
另外转变药性,本来有些药物是一种热性药,我们要转变它药性,你比如说天南星,天南星是一个温散化痰的药,也就是燥湿化痰的,化痰挺好,但是它比较热,我们给它变成寒性化痰药,所以它用牛胆汁制,治完了以后形成胆南星了,不是温化寒痰了,它是清化热痰了,它有清热作用,这就是改变药性。
比如说何首乌,生何首乌有泻下作用,治疗疮痈肿毒的,通过加工炮制,先对生何首乌进行14个小时的焖润,之后进行切制,之后加入黄酒和黑豆汁,蒸制24小时了,这时候它原来的泻下成分已经被改变了,本来是泻下药变成滋补肝肾了,这叫改变药性。我就简单的举这么两个例子。
通过炮制还能改变药效,使药物在煎熬过程当中,接触液体辅料的面积更广,比如很多块、根、茎切成薄片,起到一个药物纯洁、清洁卫生的作用,便于浸出来有效成分发挥疗效。
中药是根据中医基础理论来的,中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中医基础理论书籍是《黄帝内经》,中药文字记载的第一部书籍是《神农本草经》,比《黄帝内经》略晚一些,这部书籍载药一共365种。
到了魏晋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就比《神农本草经》多一倍,增加到730种。发展到唐代在《新修本草》也就是国家的第一部药典,载药有850种。到明代李时珍的时候,发展就更多了,有1892种,但到了今天,并不是都本着《本草纲目》1892种,实际用到的更是没有这么多。
北京市药材公司的用药每一个都有编号,也就是药的户口,不在这编号里的不是药,现在有编号的有1000种,北京最大的北京市中医院经营600种,一般的医院300种就够了。从《神农本草经》到今天,中药总是在发展的,过去虽然说那么多种,它用的不多,只要它用过有记载的,它都总结上。
中医中药是不可分离的,有中医中药以来,《黄帝内经》3000多年了,《神农本草经》也2000多年了。这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为我国历代人民防病治病、养生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繁荣昌盛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的健康,所以中医中药是做出过贡献的。
而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是两个理论体系,虽然老百姓对中医中药非常信任,它也对过我们做过贡献,但是它毕竟是传统的东西。事物是发展的,中医中药也不能固步自封,发展是目的,继承是基础。它的优势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不知道原来怎么回事儿,就不能再保证它的优点情况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