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的军工专家刘鼎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上)【2】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研究决定选派能力强、业务精的专家型人才担负军工部的领导,朱德第一个想到了刘鼎。刘鼎,原名阚思俊,1902 年生于四川南溪县,1920 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 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在组织安排下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兼任教官,系统学习了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通讯等军事技术课程。1929 年奉调回国,后应方志敏要求,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工人制造出机关枪和迫击炮及炮弹等,得到了方志敏的赞叹,“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成为红军中为数不多的军工专家。
朱德的提议得到了总部首长的一致肯定。
1940 年4 月底八路军总部任命刘鼎为军工部部长,并在5 月1 日由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亲自护送到上赤峪村上任。一路上,几位领导一再嘱咐刘鼎,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借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几位首长还再三叮咛,要他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
刘鼎上任后,接连带领和组织人员进行了制式步枪试制生产、子弹生产、五○炮和炮弹研制、烈性炸药研制,以及提高管理技术、培训军工技术、创办军工学校等工作,使太行军工发展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为改善我军技术装备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式步枪的研制生产是刘鼎到任后的头等大事。他仔细研究了当时我军使用的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老七九式、无名式等各种步枪的特点,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 米以内准确射击,越灵巧越好。他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的新型步枪设计方案,并交由“造枪能手”刘贵福组织试造。
1940 年8 月1 日定型造出第一支新型步枪,后由彭德怀定名为八一式步枪,也称为八一式步马枪。当时,刘鼎背着第一支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彭德怀、左权等首长看后都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做刺杀动作,不住夸赞遵照彭德怀的指示,军工部按照工业化生产要求,将八一式步枪的图纸和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使之成为根据地质量最好,产量最大的步枪,在太行区第一次实现了步枪制式化。
1940 年10 月,黄崖洞兵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八一式步枪,刘鼎亲自带队送到了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刘鼎,咱们俩在苏联时就想自己造好枪,今天你终于造出来了,真是太好啦。”随即,将这批步枪全部补充给了陈庚的三八六旅。
恰在此时,关家垴战斗打响了。在短兵相接中,日军发现八路军手中的步枪刺刀弹出非常快,往往没等日军把“三八大盖”的刺刀安上,八路军的刺刀就已经刺了过来,造成日军恐惧和伤亡。
造枪任务完成了,新任务又来了。早在百团大战之初,八路军就受到日军一种名叫掷弹筒的新式武器的威胁。这种射程为100 至500米左右的单兵小型火炮,重量轻,发射快,使用灵活,杀伤力大。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亲自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大家日夜奋战,抓紧试造。并直接向刘鼎下令:“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
随即,军工部在驻地上赤峪组织一所、三所和柳沟铁厂的技术人员对日军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从原材料、加工条件和面临的困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试制掷弹筒和弹是可能的,但不能照搬,要结合根据地资源条件进行改制。
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军工部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想出了解决办法。掷弹筒筒身需要粗大钢材,就想办法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来代替。但仍显不足,柳沟铁厂试验小组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共同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把国外关于铸铁韧化处理的“洋”工艺和民间的烟火技术结合起来,造出了合格的弹体。
膛体的来复线没有专用设备造不出来,就另辟蹊径,将筒身改为滑膛结构,适当加长,保证了射击精度,增加了射击距离。
还将日制平头炮弹改进为曲线炮弹。另外,做炸药用的火硝,是用土法慢慢熬成。硫磺是用麻秆灰来制造。麻秆用完了,就用柳根灰。火硝和硫磺造出来后,配在一起在老百姓碾粮食的石碾上慢慢碾制炸药,常常是碾着碾着忽然就炸了。
至今赤峪、赵姑、柏官庄、平头、孔家峧几个村的村民还能回忆起当时帮八路军工厂烧木碳、造硝、收集麻秆和柳根的事。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和危险中,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技术人员终于在黄崖洞兵工厂里制造出了我军的第一门掷弹筒。
这种掷弹筒构造简单,操作方便,相对日军的掷弹筒改进了许多,口径从50 到100 毫米不等,分远、中、近3 个射程,最远能打到700 米,几乎是日军的1.5 倍。
1941 年4 月,这种掷弹筒在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被正式命名为五○炮。5 月起,军工部组织生产的五○炮和五○炮弹成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有了能与日军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震惊之余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1 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刘鼎代表军工部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发展军工生产的建议,即军工部集中力量生产步枪、子弹、五○小炮、炮弹和火药,重点供应主力部队;军分区组织制造手榴弹,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由军工部选派干部和技术骨干;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由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雷管,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
彭德怀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2 月6 日,八路军总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决定各军分区制造地雷、手榴弹,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未经军工部同意,各军分区不得更改手榴弹的式样和质量标准;军工部各厂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彭德怀亲自进行动员,并以总部名义发出通知,在全太行山区开展爆破运动。
当月,军工部在黎城县东崖底村和武乡县温庄村分别开办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刘鼎除主持外还亲自到东崖底培训班授课,并专门印发了《地雷制造与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教材发给学员。
1941 年夏秋,遵照朱德、彭德怀发出“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以这些学员为骨干,在各地层层开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村村碾炸药,户户造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根据地人民还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大量制造石雷。
“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还发明了制雷机,每天能制石雷30 多颗。由此涌现出众多“造雷英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
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军工部会议上提出“要尽快开办工业学校,吸收有知识的青年和工人,为军事工业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并亲自指定刘鼎全面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和出任首任校长。遵照这个指示,军工部决定先成立干部训练队,为建校创造条件。
很快,干训队第一批学员,包括冀中军区抗大三团、冀中地区及晋察冀军区选派人员等共70 余人冲破层层封锁来到与军工部机关驻地相邻的下赤峪村报到。是时正值百团大战,军工部机关分为两个梯队,干训队随即被编入第二梯队,次日即开赴武乡县砖壁村,作为关家垴战斗预备队参战。
10 月,反“扫荡”结束,干训队回到下赤峪,李非平任队长兼工科教员,厉瑞康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下辖两个分队,一分队为工训队,以培训军事工业技术为主,二分队为通讯队,以培训军事通讯联络为主。
1941 年1 月,干训队奉命迁移至黎城县看后村,筹备成立太行工业学校。3 月,军工部各厂、冀中军区、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山西青年决死纵队及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共选派学员96 名,陆续来到看后村。
5 月,太行工业学校正式成立。刘鼎任校长,刘致中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李非平任教务主任,厉瑞康任副教导员。
初期学员共129 人,教职工20人,很快发展到200 余名教职员,依文化水平分为6 个班,其中原工训队老学员组成专科一班(机械)、初中水平新学员组成专科二班(机械)、化工班,其余学员组成普三班、四班,另有一个会计班。
太行工业学校成立后,彭德怀兴奋地致电毛泽东:“我军在太行山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业学校。”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高兴:“太好了。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为我军培训出一大批军事管理人才和军工技术人才,这对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十分有利。”
太行工业学校在看后村成立后不久,7 月中旬即根据战争需要,迁往武乡县何不楞村教学。9 月,又迁回黎城县西头村、南陌村。1942年5 月日军发动大“扫荡”,学校被迫转移。7月,迁到武乡县温庄村,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鼎盛发展期。
1943 年6 月14 日,日军进占武乡县蟠龙镇,直接威胁到学校安全,太行工校由此迁回到黎城县井上村一带生产度荒,从此停课,并于9 月18 日停办。在校学员根据彭德怀“工校学员不准调出军工部门”的指示,大部分被分到军工部下属太行各军工厂,余下分赴延安、太岳军工厂。抗战胜利后,1946 年2 月,太行工业学校在长治恢复,改称长治工业学校。
太行工业学校作为我军第一所军工学校,为我军培养出400 多名军工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成为太行军事工业技术传播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