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合伙人散伙原因】中国散伙人:从联想到新东方 合伙终局是散伙?
30多年民企发展路,他们的经历就如电影主角般跌宕起伏,这就是现实版“中国式合伙人”的离合春秋。
综合编辑
高欢欢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聚散离合似乎也是创业与人生常态。
5月18日下午,百度宣布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陆奇由于个人和家庭原因,无法继续全职在北京工作,将从7月起不再担任总裁及首席运营官,但仍将继续担任集团公司副董事长。百度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高层大换血后,“变革者”陆奇最终交还了权力大棒,李彦宏或重回一线执掌百度,而也正好呼应了李彦宏没有合伙人的传闻。
4月27日,雷军发内部信,对小米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联合创始人周光平和黄江吉辞去公司职务。小米最初的“八大金刚”还剩下了林斌、雷军、黎万强、刘德、王川、洪锋等6人。两人的离开,雷军举行了欢送会,黄江吉也在微博上盛赞雷军:“最有情有义的老大雷军。”
4月15日下午,360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董事会收到高管辞职报告,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姚珏即日起离职。当晚,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发内部信称:姚珏是我创建360至今最为重要的战友、朋友,或者说亲人。她在帮助我和360完成了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一些大事后才提出休息,从中可以体会到她对360很深的感情,让我特别感动和钦佩。
创始人与合伙人的合作关系一向微妙而脆弱。早在2013年上半年,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经典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一时引发无数共鸣,人们感动于“新梦想”三位创始人创业初期的肝胆相照,也扼腕于财富膨胀后三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导演陈可辛事后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往后拍下去,必将散伙。
而“合伙人”变“散伙人”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几乎还在天天上演。30多年民企发展路,他们的经历就如电影主角般跌宕起伏,这就是现实版“中国式合伙人”的离合春秋。
中国式合伙的终局是散伙?
新东方俞敏洪:如果一开始就用王强、徐小平,新东方可能很快会死掉
正如《中国合伙人》所描述的那样:三位好友一起创业,最后把公司送到国外上市。现实中的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也一起把新东方送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唯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最终各走各的路,王强和徐小平离开新东方并创立真格基金,成为业界著名的天使投资人。而俞敏洪则“被锁在新东方做一名职业经理人”——真实上演了现实版的“中国散伙人”的故事。
尽管俞敏洪说《中国合伙人》的诞生和他“基本上没有关系”“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把两者联想到一起。
如此一来,这部电影反而具备了反讽的意味,因为“散伙”才是当下中国企业家里每天都上演的剧目。而新东方合伙人散伙,事实上说明了对公司管理混乱,这和合伙时没有设定具体的管理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
而俞敏洪在他的《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本书中反思当年徐小平、王强离开新东方的这段历史时,他自曝,“我将徐小平请出了董事会,因为曹操比刘备更适合当合伙人,杀功臣才是好皇帝!”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用不同的人。他提到,不同时代就要做相应的改变,新东方初期借助家族经营的力量做大,所以从一开始没有请王强、徐小平回国帮忙。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家族成员变成新东方的发展障碍时,俞敏洪开始引进外来人才,成功将新东方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正如俞敏洪所言,真正的企业合伙人关系比电影复杂。
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之争
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
联想走到第十年,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走到决裂边缘。“赢家”柳传志面对被媒体戏称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之战时,曾无限伤感:“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柳传志口中的“他”指的是倪光南,后者是曾主持开发联想汉字系统的集团总工程师。
倪光南是技术派,柳传志是销售派。由于在研发路线上产生意见分歧,倪光南与柳传志渐生不和。每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整整半年。倪光南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希望全力开展“中国芯”工程,却被柳传志当场泼冷水:“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
在当时的柳传志看来,联想的实力无法匹配“中国芯”工程的需求,出于工业基础、技术储备、资本实力等方面的欠缺,中国公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际电脑行业格局。
倪柳关系迅速恶化,倪光南开始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内容从个人作风发展至严重经济问题,两人交恶遂全面曝光。
但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称,“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至此,胜负似乎已浮出水面。
1995年6月30日,200名联想干部被召至六层会议室。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宣布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倪光南被免去总工程师的职务。倪柳恶斗持续多年,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1995到1996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踢出”联想,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难以开展自己新的人生。
据说,会议之前就得知倪光南会“出局”的柳传志当众掩面而泣,掏出手绢来擦泪,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倪光南则无动于衷,后来他称柳传志“流泪只是表演”。倪光南离开后,联想逐渐缩减过去包括程控交换机、打印机等方向繁多的技术研发,转向了个人PC制造。在倪光南离开的第10年,联想用5亿美元完成了对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2013年,联想电脑销售量升居世界第一;2014年联想完成对摩托罗拉移动的收购。
而作为这场战争的“出局者”,倪光南到现在依然坚持“中国应该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想法。近年来,他致力于在中国推广Linux等开源软件、推广国产CPU、国产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
不过“倪柳之争”有三点值得思考:第一,分歧发生在联想进入发展瓶颈期,当时联想汉卡产品江河日下,面临转型,一个想进攻,一个想防守,无谓对错,通向罗马的路不只一条;第二,从结果看,中科院、联想内部高层均力挺柳传志,侧面说明股东不愿冒险“烧钱”,这种情况,放到今天,恐怕是另一番景象。第三,如果被踢出局的是柳传志,联想还会是今天的联想吗?
万通六君子的“和平分手”
分庭而不抗礼,有机会再合作,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太平洋和海纳百川的问题。
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功权、王启富和刘军,这六位在商界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在1991年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此后六兄弟陆续离去,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剩下冯仑为止,历时12年。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以“梁山模式”形容万通六兄弟,“座有序、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如同梁山泊好汉在海南聚义,是水浒的现代翻版。结果商业合伙的关系中,兄弟情义往往凌驾了合伙关系。
商业关系终究是商业关系,必须回到商业经营的层次就事论事。王石第一次跟冯仑见面时,就预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冲突,冯仑当时不以为然,直到第一次拆伙前夕,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兄弟情义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
据说,他们最大的分岐在于钱往哪儿投。6人对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六君子”因此在1995年忍痛散伙。
1994年,万通六君子在广西西山开会,史称“分裂会议”。会议期间,大家互不认可对方的项目,无法达成共识。当时潘石屹担任北京万通实业总经理,北京资源配置最多,有人绕过常务董事会直接向潘石屹借钱,导致万通总部被彻底“架空”,谁拿到各地的具体项目,谁就是老板。
1995年,六雄正式分手,散伙基本上是按各人原来所分管的业务来分的。因为几个合伙人既在万通集团里任职,又是各个分公司的经理。按照商业操作模式,5个合伙人平分了万通65%的股权。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那块地,后来做了现代城,易小迪分得了深圳的分公司。
联手时风光无限,分手时各奔前程。现在看来,以“水浒模式”起家的万通,梁山众好汉打下一定的江山后,分解是必然的。十年后,潘石屹总结说,这次裂变就像宇宙爆炸一样,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个个独立体又不断裂变,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此外,国美的黄光裕与陈晓之争、乳业巨子牛根生与郑俊怀的命运分野、真功夫蔡潘之争,以及山东神光的孙成纲、孙成旗兄弟反目成仇和学而思三驾马车分道扬镳……“合伙人”的结局是都成了“散伙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教授、博导金占明认为,为什么中国企业有这么多的合伙人最后走到散伙这一步?经营理念出现分歧之后,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是重要原因。也反映了合伙人之间,在遇到问题时,并没有预先设定解决方案。
结语:“散伙”是必然的怪圈?
成功者多有相似,而散伙者各有各的不同。
从新东方三大佬,到万通六兄弟,再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等,江湖义气、不合理的股权设置、利益分配不平衡、合伙人角色转变、理念冲突、功高盖主等,都可能是中国式散伙的一些关键词。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合伙人”到“散伙人”的故事,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特点,那就是利益总是与感情纠葛在一起。
要跳出中国“合伙人”怪圈,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认为,关键还是要企业实行股权化,共同创业之时,股份、贡献与利益分享,实现深度捆绑。合伙人制度使西方的投资银行在100多年中得以将才能最优秀也是流动性最高的业内精英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稳定而有效的管理架构,并先后产生了诸如摩根、美林、高盛等优秀的投资银行。西方经营一二百年的合伙人机制,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有借鉴意义。
俞敏洪曾深有感触,找合伙人比找老婆还要难,但找到了合伙人,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合伙人不是找的,是碰的。
对于合伙人来说,有时候,从合伙到散伙仅仅是一步之遥,如何做,不仅体现各自的经验和智慧,更体现其视野和格局。
当然,合伙人组合,最考验的还是人性。饱受合伙人散伙之苦的史玉柱,曾深有体会地说:“合伙人制是一个民主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