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的后代 李富春在遵义会议前后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富春,1900年5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与夫人蔡畅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1月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被调到瑞金红军总政治部机关工作。由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未痊愈,决定由李富春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副主任,直到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

遵义会议前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副主任的李富春,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贡献。

李富春干事实际,他在江西苏区工作的头一年,走遍了兴国、于都、乐安、石城、赣县、万泰、永丰、胜利、瑞金、宁都、公略、寻乌、南广、安远、会昌、宜黄等十六个县,抓农业生产,鼓励青年参加红军成绩显著。当地军民编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走山路,夜打灯笼访贫农”,是对他工作的真实写照。 

1934年9月28日他到达瑞金临时中央所在地,正值中央红军准备出发长征,中央要求总政治部做好中、下层指挥员和广大战士思想动员的准备工作,如政治教材,提出行动口号等。10月9日,刚到任的李富春即和总政治部副主席贺昌联名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的指导工作的训令》。对红军政治思想工作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1934年10月10日黄昏,李富春随总政治部第二纵队(红章纵队)离开瑞金,踏上长征路。

长征初期艰苦的行军在李富春后来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相反,在他1936年底在陕北写的长征回忆录《夜行军》中却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致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营‘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笑,上下古今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

”他对当时长征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当回事,在他们‘徒步旅行家’的“上下古今乱谈”的中央第二纵队(红章纵队)中却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长征初期李富春主持红军总政治部工作,颁发了大量文告,如:《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战斗》、《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1934年10月11日)、《政治命令》(1934年10月18日)、《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1934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致各军团政治部的电报》(1934年11月19日)、《党中央及总政治部致各兵团首长电》(1934年11月25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民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瑶民的口号》(1934年11月29日)、《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1934年12月21日)、《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1934年12月24日)等。

尤其是红军进入黔东南侗、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时发布的《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对于团结黔东南侗、苗少数民族的大多数,支援红军战略转兵贵州起到积极配合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智取遵义城。8日,红军总政治部签发进入遵义城的《通令》,规定了红军进入遵义城时呼的口号和注意事项。严格部队纪律。这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红军总政治部文件之一。

1月9日,中央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红军总政治部驻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内,李富春亦住于此。驻在此地及附近的还有红军总政治部秘书处秘书长肖向荣,宣传部部长潘汉年、陆定一、白区工作部长贾拓夫,《红星》报主编邓小平等总政治部机关干部。

中央红军进遵义城的当天,总政治部在驻地遵义天主教堂经堂内召开遵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副主任李富春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讲话,他说:遵义没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但我们只要相信群众,发展群众,就一定能做好工作。

他提出,革命委员会要领导群众建立农民协会,保护工商业,动员积极分子参加红军。李富春带领群众高呼:“红军万岁!遵义工农解放万岁!”。会上,还向群众散发《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出路在那里?》、《土地法》等革命文件。会后各界群众代表纷纷酝酿筹备成立各革命群众组织。此次大会为红军在遵义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作了有力的动员。

1935年1月15日-17日,李富春以总政治部代主任身份出席遵义会议。会上,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与会者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会上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驻遵义休整期间,利用遵义的石印机,印刷上万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四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声明“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

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反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布告落款:代主任李富春、1935年1月,并盖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大红印章。这布告一张贴出来,遵义老百姓便更加明白红军的这番革命道理。

在遵义大街小巷的群众都发动起来的基础上,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老城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盛况空前的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李富春等领导人亲临大会并讲话:进一步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为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而奋斗。

会上,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这个黔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工农兵临时政府。大会上宣读了前一天(1月11日)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遵义天主堂民主选出的由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红军干部等各阶层人士组成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二十五名委员的名单。

1935年1月14日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总政治部向各部队颁发《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这个文件及时地指导部队在各驻地纠正左倾影响,正确地开展群众工作。在红军总政治部的指导下,遵义各地群众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遵义、桐梓、湄潭等县、乡级临时苏维埃政权组织和革命群众武装相继建立。遵义青壮年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

遵义会议后,红军转战云贵川三省边界,在二渡赤水,调动、打击国民党军之时,总政治部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于1935年2月19日与20日分别给部队下达《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和《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

与此同时,2月22日,向黔北民众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该书开篇即写“遵桐湄黔北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们”。内容为: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

我们工农红军为了作战的必要,前进到云贵川边去,……我们现在回转到黔北来,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军队—贵州王家烈即蒋介石主力的周(浑元)薛(岳)纵队”。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夺取反动武装来武装自己。“我们工农红军以将与黔北工农及一切干人们更亲密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官僚军阀统治,“以谋求永远的解放和自由!”等。红军回师黔北,争取黔北民众支持,取得了再战遵义的胜利。

红军二占遵义,在桐梓、娄山关、遵义红花岗、老鸦山战斗中,留下许多伤病员。红军主力撤离遵义前夕,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与国家政治保卫局长邓发、卫生部长贺诚一道,恳请遵义地方父老刘伯庄、谌明道等救治红军伤病员。刘、谌当即成立“遵义贫民医院”。遵义贫民医院几十名员工自带干粮救护红军伤病员,一直坚持到当年6月才被迫解散。

1935年4月1日红军行进在贵阳的途中,李富春在《关于宣传工作要点》一文中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是继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1932年在红军青干会上提出后的又一次提出,强调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李富春在《关于宣传工作要点》一文中还阐明政治工作在当时的任务“主要是进行作战鼓动”等道理。

李富春主持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为配合红军实行高度运动战,四渡赤水河,还颁布了以下文件:

1、《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

2、《湘江政治部关于瓦解白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1935年2月20日)

3、《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

4、《总政治部关于连队组织工作命令》(1935年4月6日)

5、《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1935年5月2日)

这一组文件有效地配合了红军的军事行动。为争取战略转移的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两河口胜利会师,两军沉侵在欢乐的气氛中。6月13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关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以指导两军会合后的政治工作。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李富春出席此次会议。会后,中央决定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慰问,并向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李富春即与中央慰问团成员,7月6日到达杂谷脑。在与张国焘谈到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两河口会议精神时,张国焘不仅予以回避,而且突然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等问题。很明显是在向中央要权。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致电报告中央有关情况,维护两军的团结。

7月底,中共中央到达松藩县毛儿盖,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一军团会合。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园满解决而贻误了夺取了松藩的战机,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4日-6日在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松藩战役计划,改经人迹罕至的草地继续北上,并恢复一方面军番号,李富春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李富春出席会议。为了做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工作,中央将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杨尚昆调到前敌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接替杨尚昆到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

1935年8月20日,李富春与周恩来联名发布《红一方面军北进前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争取洮夏战役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等的关键,而在洮夏战役之前,我们更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战斗;因此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

”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召开班以上干部会和给战士上政治课,深入解释北上过草地的意义和过草地的战斗准备。在物质上,动员大家割麦子,一定要做到每人最少带十五天的干粮,找皮子、羊毛做两双草鞋,一双包脚布,一件羊毛或皮子毯子衣服和一根棍子。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进过草地。李富春随三军团殿后。

周恩来因患肝脓疡疾病,生命垂危。为了保证周恩来安全过草地,李富春与彭德怀等三军团指挥员组成担架队,将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李富春一路上叮嘱抬担架的战士手脚要轻,并想尽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等的悉心照顾下,周恩来的身体奇迹般地逐渐好转。

过草地途中,李富春所在的三军团密切配合一军团行动。1935年8月27日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致电彭德怀、李富春,通报一军团沿路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应注意的事项,以及怎样克服困难的经验教训。通报称:“一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牺牲者约百人”,希望三军团出发时,派一部分人携带工具,沿途帮助一军团掩埋来不及掩埋的牺牲了的同志。

1935年9月10日彭德怀、李富春致电林彪和聂荣臻,报告三军团的情况:“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拉)界,明日到俄界。”

1935年9月12日李富春出席俄界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张国焘抗拒中央,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同意毛泽东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决定将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下辖三个支队:一军团为第一纵队,三军团后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编为第三纵队。李富春任第二纵队政委。

在红军处于十分艰难的时刻,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李富春:要求“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方及反动派,违者严处。”的指示。当晚,李富春立即召集政治工作人员传达中央精神,严格要求部队执行中央决定。

10月19日,李富春与从江西出发,这时仅剩不足一万人的红军队伍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

1937年7月后,李富春在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长等重要职务。建国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等。

1965年11月李富春与邓小平等人故地重游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址追惜战斗往事,并摄影留下这宝贵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