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 论司马迁之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为司马迁所撰书信,收录在《史记》、《文选》以及《古文观止》中。任安,字少卿,因此《报任安书》又称为《报任少卿书》。征和二年(前91年),任安因戾太子巫蛊事件牵连,被判腰斩。在狱中,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劝其"推贤进士",实为向迁求救。
是年十二月,司马迁始提笔回信。 书中,司马迁详细说明了自己无法"慎于接物,推贤进士"的原因,同时,也叙述了自己忍辱负重创作《史记》的心路历程。 司马家在周朝时便充任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
元封元年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为太史公而"不得与从事",最后含恨而死。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迁始着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判以腐刑,家贫不足以自赎,而深陷囹圄。
古人曰:刑不上大夫。而司马迁所受腐刑,历来为人所诟病。迁在信中也说,"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司马迁解释说,我遭受腐刑而身残,处在这个可耻的地位,稍有举动就被人指责,想对事情有所补益,结果反而招来损害。
言下之意,这样的我,又有什么资格来举荐贤良呢?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这样一种孝道理念之下,宦者向来被世人瞧不起,成为遭受非议的群体。
既然如此,司马迁处在此等尴尬的境地,何以要苟活于世?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洋洋千言,不仅是自己发愤著史经历的陈述,同时也暗含了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最终是指向治国平天下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但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甘于将立言摆在最末,从孔子开始,便屡屡尝试用立言代替立德、代替立功。
迁亦不外乎此。 书中,司马迁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忍辱负重的原因,他言道,"(吾)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正是基于此种立言以扬名后世的抱负,司马迁才能隐忍苟活,明知有腐刑也不敢轻生明志。
面对昔日朋友的求救,司马迁极言自己宦者身份的尴尬,详叙了在李陵事件中坐罪的前因后果,其实表达了一个意思:并非是我司马迁不欲继承长者遗风,推贤进士,助你脱离囹圄,实在是无能为力;李陵事件,我只是多说了几句话,却落得"为乡党所戮笑,侮辱先人"的下场,我待罪之身,何敢多言? 给任安回信之际,《史记》已大体完成,此时的司马迁才敢将难为俗人言的事情说与任安。
在回信中,后人可以读出《史记》成书之艰难在撰史的过程中,司马迁内心的煎熬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大量古代人物,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他们都是在苦难之中写下了传世名著。
立言,扬名,对于这些先贤来说是事业也是责任。司马迁自比前人,提出了《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还是落在了成一家之言上。足见立言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分量。
可以忍受才能不被时人认可,可以忍受施诸身体的残害……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坚持理想,付诸文字,并传之后世。 立言是迁以及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责任,所以司马迁才能在众人异样的眼光中顽强生活,实现理想。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的忍辱负重,才有被鲁迅尊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横空出世,而《史记》终不负司马迁的期望,"成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