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论电影 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相继辞世 电影大师时代终结
电影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大师时代的终结,如同21世纪是欧洲知识分子乌托邦终结的微缩景区。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之后,安哲普洛斯、文德斯、阿巴斯们,是不是会仅止于几记鹰凖俯冲海面的留痕?
若要将前日午昼东三环飘降的雨夹雪,与电影大师在斯堪迪纳维亚离世联系,难免矫情。然而再矫情也不过安东尼奥尼,昨天我们才知道他跟伯格曼同日逝去。就着BBC响了一整日的《德意志安魂曲》,浮想联翩。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曾写出每一对今天蜷在一起取暖的人亦心有戚戚的未来:死亡总要独自面对。可你看,原来未必总是这样结局的。
安东尼奥尼与伯格曼奔赴永恒之时,在存活的人们眼内,他俩是互相搀着耄耋的身躯,放弃了这个散发浮躁的腥臊的光影世界。他们的灵魂可以不相似,但终究相系。硕果仅存的大师们之死,一点都不孤独。独自的是我们,还有丽芙·乌尔曼。
去年在奥斯陆三次撞见丽芙·乌尔曼。与伯格曼五年厮守分离后,他们灵魂的共处却从未散场。乌尔曼说:除了伯格曼的戏,不再愿意站到水银灯下了。不论她昨天有没有哭泣,可我知道她从今只剩下了生的独自。
生的独自有多荒芜?伯格曼在1957年的《野草莓》里早就为我们做过了一个预言般的梦:生的独自是一条空荡的街。“二战”后的艺术电影大师“四大”:费里尼、安东尼奥尼、黑泽明、伯格曼,至此全数消失于地平线。在《第七封印》里,人在海边与死神对弈。
死神趋前挥袖间,银幕陡然全黑一秒。我们在大师终结的时代,是不是会有这样将定格很久的惘然?
“大师”由今天折射出的意象,不啻于伯格曼活着时导过几部戏、离世时所处的瑞典法罗岛那样,边缘,并时常被遗忘。即便戈达尔的追随者不时视伯格曼“保守”,但谁都难否定这些“新浪潮”的活跃分子们,是一脚踩在前辈大师的肩上说话的。
“大师”的力气用于创新与改革。他们一只眼不懈地求索于象牙塔内,另一只眼探求开阔的路向。伯格曼的巍巍坚持,年近85岁还在导拍《婚姻生活》的续集,只因心头“怀了一个故事”;而安东尼奥尼在失去语言能力之后,仍然拍出了《云上的日子》和《爱神》。
想想,和他们同辈的一代:塔可夫斯基、费里尼,早已先走一步。上天也许已经足够仁慈,让这两位改变传统电影面貌的人物存在得超乎寻常了。
但这阻挡不了这里阴郁的孤寂。电影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大师时代的终结,如同21世纪是欧洲知识分子乌托邦终结的微缩景区,简而概括之,正如37岁便愁秃了头的阿兰·德波顿苦笑着说的:从前的人知道瓦格纳也会知道尼采。
从《假面》、《婚姻生活》、《红色沙漠》、《放大》里,源源透出来的是欧洲绘画、雕塑、文学与叔本华、弗洛伊德哲思的影子,我们清楚可见,导演自身实为欧洲旧派知识分子的其中之一当19世纪的文化让位于20世纪的经济,电影中纯艺术与经济效益间的抗衡,从最初便注定处于下风。
在伯格曼之前电影最关注“娱乐”,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之后,安哲普洛斯、文德斯、阿巴斯们,是不是会仅止于几记鹰凖俯冲海面的留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