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华王冠南 王伟华:试论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
[内容提要]南亚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和重灾区之一,“9·11”事件后这一地区的各类恐怖主义袭击活动更加频繁。南亚的恐怖主义具有非常强的跨境背景。地区反恐合作是南盟加强政治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南盟政治安全合作的逐步展开和深化将会大大提升南盟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这将有助于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并对本地区国家间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加强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改善,并为中国参与南亚地区合作提供更加宽广的舞台。
[关键词]南盟 反恐 地区合作
2008年7月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印度大使馆门口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两名印度外交官、两名印度警卫和30多名阿富汗人丧生,另有将近150人受伤。这是自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以来,喀布尔发生的最严重的炸弹袭击事件。
爆炸发生后,印度和阿富汗都指责袭击事件背后有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影子,是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与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共谋的结果。巴基斯坦对此予以否认,称巴基斯坦本身也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都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做斗争。
此次事件将南亚安全领域内三个最主要的国家牵涉其中,显示出南亚在反恐领域内的安全地区化特征。南亚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具有非常强的跨境背景和内容,这是任何关于次大陆恐怖主义讨论的核心。在应对恐怖主义的安全挑战方面,南亚日益成为一个“安全复合体”,迫切需要在地区层面、特别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下简称南盟)框架内建立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
一、“安全复合体”与反恐背景下南亚的安全地区化
“安全复合体”的概念是由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最先提出的。经过不断的修正,布赞最终将“安全复合体”定义为:“一组单元,它们的安全化、非安全化的主要过程或者两者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其安全问题不能彼此分开地合理分析或解决。
”安全研究专家戴维·辛格和帕特里克·摩根指出,用于描述由共同安全问题联合起来的特殊类型的区域——“安全复合体”,作为暴力冲突和冲突管理成效显著的场所,它在当代世界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
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独特性可以适用于影响区域秩序的独立变量。“安全复合体”概念的提出是以区域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区域主义”研究和以“宽泛安全”为主要议题的新安全研究的相互交叉和融合的产物。
从“安全复合体”的概念出发,我们将会对目前南亚地区的安全挑战做出准确的认识和适当的应对。“9·11”事件发生以前,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是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是否稳定,其中,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本地区所有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
从地缘政治的现实和南亚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由于印度与所有南亚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而其在南亚的地区安全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如果印度没有一个整体的处理与邻国的全面政策,南亚地区的安全就不能从整体上得到保障。
尽管如此,但尚不能说南亚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复合体”,因为南亚各国与印度各对双边矛盾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不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南盟的一体化进程加快了速度,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随着恐怖主义的威胁日益上升,反恐成为本地区成员国的重要议程。因为,“实现南亚繁荣和合作前景的第一位的要求是实现和平”。如何更为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这一共同安全威胁成为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的重要驱动因素。
南亚成为反恐意义上的“安全复合体”既有来自地区外部的压力,也有内生恐怖主义的威胁。“9·11”事件发生后,在反恐的旗帜下,美国发动了针对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南亚首当其冲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主要战场。
美国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结合确定为其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以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划线,区分敌人和朋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美国就建立了以其为首的全球反恐志愿者联盟。印度借机加强与美国日益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压力下,穆沙拉夫政府经过权衡利弊,不得不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断绝关系,加入美国的全球反恐联盟,再次成为前线国家。
从区域内部来看,南亚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和重灾区之一,恐怖主义对南盟大多数成员国形成严峻挑战,对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南亚的恐怖分子和动乱组织已经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跨国合作,这种合作涵盖联合训练、转移武器和弹药、分享经验、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等。
尼泊尔与印度毛派分子之间的联系已是常识,证据还表明斯里兰卡猛虎组织为了训练目的也和尼泊尔的毛派分子建立了联系。⑤ 但尼泊尔、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在应对这一对其国家安全的共同威胁时却没有任何的合作。
“9·11”事件之后这一地区的各类恐怖主义袭击活动更加频繁,突出表现在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主要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等南亚主要国家的泛滥。上述国家最近几年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而且还在呈上升趋势。
2007年,巴基斯坦共发生了57次自杀式恐怖袭击,导致658人死亡;阿富汗则发生了160次自杀式恐怖袭击,导致836人死亡。同样在2007年,印度有超过2300人死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
2008年上半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又分别发生了25次和76次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并分别导致332人和466人死亡。事实表明,恐怖活动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更加猖獗。
首先,伊斯兰极端恐怖袭击的地区化扩散。在原有各种暴力冲突的基础上,与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相关的恐怖主义行动日益突出。其次,恐怖主义活动在南亚地区的跨境趋势日益显著,包括恐怖主义分子的跨境流动、资金和人员的跨境征集、恐怖主义活动的跨境实施以及恐怖组织的跨境合作等。
再次,恐怖主义袭击往往引发南亚国家间的信任危机。发生在地区内任一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总会引起地区内国家间关系的相对紧张,显现出各国之间的政治信任缺乏。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被炸事件给印巴原本即将举行的第五轮全面和谈进程蒙上了阴影,显示出恐怖袭击事件对地区内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二、地区反恐合作:理论与现实要求
从区域一体化的一般发展模式来看,区域合作往往始自低政治的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如经贸合作、技术转让、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由于这些领域的政治敏感性比较低,可以避免触及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分歧,有利于培养地区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可以为区域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基础。
同时,根据新功能主义的观点,这种部门内的合作会产生溢出效益,合作的成果会逐步扩散到其他部门,并最终导致所有部门间的全面一体化。或者说,按照区域一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低政治领域内的经济与社会合作最终必然走向高政治领域内的政治与安全合作。
地区合作是一个整体概念,经济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机制作为辅助。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缺乏可靠的安全保障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地区经济合作也将会面临比较大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通过对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科学领域内一致选择的项目的“积极协作与相互援助”,南盟在促进地区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功能性、非争议性和互惠领域内的进展,不仅有助于加速国家发展的步伐,而且最终有助于建立“互信、理解和对彼此问题的正确评价”的氛围。
最终,地区紧张局势将自动减轻,地区安全和稳定相应地得到提高。因而,南盟有两套明确的目标。表面和即时的目标本质上是非政治的,强调通过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合作来推动国家发展。潜在和长远的目标本质上是政治的,致力于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稳定、和平的地区秩序。
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威胁来源逐渐多样化。在以国家行为体角逐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的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将非传统安全引入国际政治之中。非传统安全是指“由非政治和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领域。”传统安全着眼于军事和政治安全,却不足以解释恐怖主义、环境或其他议题。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的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反恐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更关乎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和发展。冷战后的世界,尽管传统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在局部地区还格外突出。
但以恐怖主义为主要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对普通民众的心理带来更为现实和直接的恐惧感。与传统的国家间或国家集团间的直接军事对抗所不同,恐怖主义对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心理影响远远大于前者。
恐怖组织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其与国家行为体所进行的对抗是不对称的。国际恐怖主义更具有跨国性、隐蔽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往往利用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单个国家很难通过自助的方式获得安全。因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获取与长期维护需要机制性的安排。
恐怖主义跨国性活动导致了安全威胁的地区性爆发,这使得新型的区域性安全合作机制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并在实践中被采纳。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就取得了重要成果。
近几年,由于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进行的反恐合作,东突恐怖组织在中亚的活动遭到了致命打击。这一点,从新疆西部与中亚接壤的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已可以看出效果,伊犁州自1997年“2·5”暴力恐怖事件后,再未发生过暴力恐怖事件。
日益严峻的地区内跨国恐怖主义形势对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作为南亚地区唯一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南盟缺乏在政治安全领域内完善的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南盟需要突破自我的固有限制,实质性地将合作的领域从经济与社会逐步扩展到政治与安全。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将会成为南盟进行政治转型的先导和自我升级的一个突破口。
三、南盟地区反恐合作的历史进程
南盟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在特定共识合作领域内的联合行动,加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因而,南盟的成立显示了南亚人民的决心:开展区域合作;本着友谊、信任和理解的精神,共同努力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案;并在相互尊重、平等和共享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南盟框架内的合作是建立在尊重以下原则基础之上的: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涉别国内政。南盟框架内的合作将是对现有双边和多边合作安排的补充和继续。
地区反恐合作是南盟框架内涉及政治安全合作的一项重要机制。面对新一轮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袭击行动,单独的南亚各国很难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南盟作为南亚地区唯一的区域合作组织,尽管在成立之初就一直意图建立地区反恐合作机制,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其在反恐领域的合作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充实。
南盟在反恐问题上虽然进行了努力,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签订的条约文本和各种倡议在具体的合作领域内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
在《南盟打击恐怖主义地区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订了大约20年之后,2007年的新德里峰会才第一次谈论其条款的落实问题。南盟各成员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看法迥异,南盟恐怖主义监察机构一直无法有效工作,大部分关于南亚恐怖主义的信息和知识是由遍布次大陆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而非南盟的反恐机构所提供。到目前为止,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建设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起始阶段(1985-2001)
本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协定》的签订,为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建设确立了基本框架。1985年12月,第一次南盟达卡峰会结束时发表的一份联合新闻公报(它不仅反应了南盟正式会议所做的决定,也反应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非正式磋商中所达成的决定)指出:“领导人同意设立一个研究小组来调查恐怖主义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影响到南盟成员国的安全和稳定。
他们进一步指示部长理事会考虑该研究小组的报告,并向他们提交成员国如何能够最好地合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这是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建设的最初萌芽。以后历次南盟峰会所发表的宣言和新闻公报中都将恐怖主义作为对地区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并呼吁南盟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以合作应对这一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合作有效开展的共同敌人。
遵照第一次南盟达卡峰会的精神,《协定》于1987年11月4日签订,在所有成员国批准之后于1988年8月22日开始生效。这是南盟对于地区安全的一个重大贡献。《协定》的签订和批准,为引渡或起诉涉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个人提供了帮助,使信息、情报和反恐预防行动的技术交换成为可能。
尽管这一协定还存在一些瑕疵,但通过推动修改各自国内立法以使其生效,成员国表达了他们的良好愿望和政治共识。《协定》第八款强调“缔约国应该在其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合作,包括相关机构之间的协商,信息、情报和活动分享,以及其他适当的相关合作措施,目的在于通过预防措施防止恐怖主义活动。
”依据《协定》成立了南盟恐怖主义犯罪监察机构(SAARC Terrorist Offences Monitoring Desk (STOMD))。
《协定》的签订为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最根本的框架安排,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其后的落实却由于南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而基本陷于停滞。
2、发展阶段(2002-2004)
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南盟打击恐怖主义附加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通过。《协定》签署后,一直没有得到落实,这也体现了南盟的固有特色——协议签署易,付诸实施难。“9·11”事件后,南盟各国开始面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威胁,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004年南盟伊斯兰堡峰会通过了《议定书》,目的在于对《协定》进行加强和补充,特别是打击金融领域内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切断恐怖主义活动的资金来源。
2006年1月12日南盟成员国完成了批准程序,《议定书》开始生效。《议定书》指出,遵照2001年9月28日通过的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精神,南盟成员国确认其进行单独和集体努力的决心,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成员国将通过加强合作以及全面落实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公约及其它相关机制,通过打击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供应、获取和捐助,阻止和抑制恐怖活动募集资金。《议定书》的通过反映了国际反恐大背景对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3、最新进展(2005-2008)
这一阶段以南盟内政部长会议的召开和警察事务会议的恢复为主要标志,显示出南盟地区反恐合作在具体操作层面正逐步展开。2005年11月在达卡举行的第十三次南盟首脑峰会决定召开年度南盟内政部长会议,并在部长会议之前先召开年度内政秘书会议,这一机制旨在对《协定》及《议定书》等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加强各国在反恐领域内更为有效的合作。
第一次南盟内政部长会议于2006年5月11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会议专门商讨如何对付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并达成了在地区范围内加强合作的9项决定,其中包括联手打击武装恐怖活动和毒品走私活动,重新启动地区性的有关机构,交换情报和分享打击恐怖活动的经验等,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第二次南盟内政部长会议于2007年10月25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南盟内政部长会议呼吁成员国有效地加强反恐机制,认为恐怖主义仍然严重威胁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南盟将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反恐合作,增加定期交换反恐情报和人员的交流。
南盟还将在打击跨界犯罪、洗钱、贩卖毒品和人口、走私武器和制造假币等领域加强合作,为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南盟内政部长会议讨论了落实《协定》及《议定书》和《南盟毒品与精神药物协定》(SAARC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的相关问题。
会议还讨论加强南盟恐怖主义犯罪监察机构和南盟毒品犯罪监察机构( SAARC Drug Offences Monitoring Desk, SDOMD)的工作,以及加强南盟和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与东盟在这些方面的合作。
此外,南盟警察事务合作会议(SAARC 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in Police Matters)到目前为止也已经举行了6次。虽然这一南盟各成员国最高警察官员之间的年度会晤机制早在1996年就建立了,但第三年就被迫中断,陷入停滞状态。
“9·11”事件的发生为该机制的重新启动提供了契机,将其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南盟成员国开始重新重视南盟警察事务合作会议。在2002至2007的六年中,共召开了四次会议。
警察事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在成员国警察机构之间开展网络化工作,并做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安排,目前基本上还处于对各种文件的修订阶段。主要的议题包括:建立独立的南盟警察组织,防止有组织犯罪、吸毒、贩毒、洗钱,提供警察培训装备等。
2008年南盟科伦坡峰会将反恐问题作为会议讨论重点之一,南盟各国领导人就加强司法合作、引渡恐怖分子等问题进行磋商,以推动当前的南亚反恐机制向前发展。经过艰难的谈判,会议通过了《南盟司法互助协定》(SAARC Convention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该协定计划为成员国安全力量之间更大程度的合作提供法律框架,以便应任何成员国的请求追踪、逮捕、移交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
2007年4月第14届南盟峰会上,与会领导人提出南盟进入第三个十年后,将从宣言阶段向落实阶段过渡。今后南盟发展的重点是对已经签订的条约进行具体落实,使区域合作的成果真正惠及南盟各国人民。根据这一精神,南盟地区反恐合作也在逐步的具体化。与反恐相关的各种地区协定和倡议将会逐步得以贯彻实施,而这将为未来南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以地区反恐合作为基础的南盟政治安全合作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地区反恐合作为南盟在政治安全合作领域逐步向前推进提供了契机,南盟正在从最初主要强调经济和社会合作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向经济社会与政治安全并重的地区合作组织转变。影响这一转型过程的主要因素包括:南盟本身的方向定位,以印巴冲突为主的内部矛盾和来自美国等外部力量的潜在干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南亚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南盟正在经历着认同危机。南盟宪章限定了合作的领域——非争议的技术领域,确立了将双边和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正式会谈之外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确保迄今为止一直阻止南亚国家走到一起的政治紧张局势危害新组织的成长和有效运作。
作为一项应对区域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途径,自从1985年正式成立开始,南盟一直试图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是地区信任措施的建设者,另一方面是地区经济合作的推动者。
但南盟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目标。冷战结束后,全球与地区的深刻变动在影响着南盟的发展。南盟也开始调整其政策,注重加强与周边主要地区组织,诸如东盟、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OR-ARC)以及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the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等在贸易、投资、技术、运输、通信、能源、旅游和渔业等领域的合作。
然而,经济合作的加强似乎导致了对南亚地区本身及其面临的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忽视。
南盟应该继续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还要确保地区稳定以便为其实现经济目标提供保障。在这一背景下,南盟成员国应该改变对于南盟只重经济合作的固有看法,在确保其原有经济和社会合作这一基本定位的基础上,尽快完善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以应对恐怖主义的挑战。可以说,南盟对自身的未来定位直接影响着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前景。
南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印巴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地区反恐合作能否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开展区域合作方面,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是政治互信问题:印度是否不再担心南盟是其他弱小国家联合起来抗衡自己的一个平台?其他国家是否不再担心印度在南盟中必然的超级地位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南盟发展不顺畅最终源于印度在该地区的压倒性存在,其他六个小国都与之存在陆上或者海上边界。
印度主导性的地区地位所导致了不平等的地缘和人口构成,巨大的经济差异,持续、有时甚至恶化的战略冲突和分歧,以及内生的政治不平衡。
特别是小国感到印度在本地区力量投射的威胁,他们的外交政策必定要寻求区域外的帮助来抗衡印度这个区域性超级大国。对于邻国、特别是小国来说,问题的根源是心理的,在于对印度地区霸权主导地位的恐惧和疑虑。
由于《协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南盟许多成员国都转而寻求通过双边途径开展反恐合作。印巴两国主要参与的就是与其他国家和有关组织之间的双边合作。巴基斯坦和39个国家建立了反恐合作的正式机制。印度在2000年与美国建立了反恐联合工作组,截止2007年底已经召开了9次会议。
此外,印度还与另外15个国家建立了反恐联合工作组。在多边层次上,印度则与欧盟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两个多边框架建立了反恐联合工作组。
而就南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反恐合作而言,双边次层上的反恐合作机制也比地区层次上更为活跃。作为印巴全面和谈的一部分,两国之间于2006年9月建立了定期的反恐磋商机制,目前已进行了多轮会谈。双边合作成为南盟成员国在反恐领域的优先选择,这又反过来导致地区层次上的多边合作缺乏动力。
鉴于阿富汗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这一地区进行反恐战争的主战场,因而美国以及北约的态度对于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建设的未来不可忽视。他们是否愿意看到南盟这个地区超国家力量的崛起呢?尽管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也许会认为南盟政治安全合作加强将会有助于其在阿富汗及南亚的反恐利益,但这种崛起很可能会削弱目前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阿富汗所扮演的主导角色。
毕竟,反恐合作只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介于经济、社会合作与更高层次的政治与安全合作的过渡。
反恐领域的紧密合作若取得成功,将会推动南盟政治整合的进程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快速发展。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反恐领域,不仅建立了地区反恐中心,而且已经多次举行了成员国之间的在规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未来南盟若政治整合顺利,则上合组织和南盟将会形成对美国和北约在中亚和南亚结合部的存在造成战略挤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和北约一方面愿意看到印巴等南亚国家之间展开更为紧密的反恐合作,以帮助其反恐战争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又对南盟实现真正的政治安全整合对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带来的削弱有所顾忌。
五、南盟地区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意义
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南盟加强政治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南盟政治安全合作的逐步展开和深化将会大大提升南盟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这将有助于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并对地区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在这一地区有重要影响和传统利益的大国,中国要正确认识和评估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南亚政策。
首先,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加强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正面意义。通过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南盟国家的反恐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将有助于中国与南盟成员国一起合作打击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跨国活动,从而实现维护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安全利益。
当前,新疆接壤的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等暴力恐怖事件多发的南亚国家已成为东突等暴力恐怖组织新的落脚点。近两年,新疆发生的恐怖暴力事件,几乎都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这些地区正是与南亚接壤的地区。
如何与南亚诸国密切反恐合作,采取有效措施,清除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这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无疑将加强南亚国家的合作反恐能力,有利于中国与南盟国家之间开展更为有效的反恐合作。
其次,南盟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将有助于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改善。冷战结束后,美苏力量暂时退出南亚,本地区一度出现权力真空。美国借助“9·11”后的反恐战争重新插足中亚与南亚,同时北约的力量也进入阿富汗,若其长期存在,客观上势必对中国西部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南盟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将冲淡这种战略压力,从而使本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权力博弈趋于平衡。
最后,中国参与南亚地区合作将获得更加宽广的舞台。积极参与周边地区合作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外交的重要经验之一,也将是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指导原则。实践表明,通过对地区性多边机制的积极参与,中国成功地维护了周边稳定和睦邻友好。随着南盟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不断加强,南盟政治安全合作出现了新的前景,这为中国积极参与南亚地区合作、推动中国与南盟各成员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