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东跃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若干问题

1974年,中国大地上再次掀起一场政治风潮,这就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操纵下,这场运动打着批判林彪、孔丘的幌子,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企图重新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然而,江青一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批林批孔”成了他们阴谋败露并最终破产的拙劣表演。

“批林批孔”一开始,把持宣传舆论大权的“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地拔高这场运动的“现实意义”,同时竭力扩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按照当时“权威”报刊的说法,“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后来,“批林批孔”还被说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过程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述。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表示要批判孔子及其思想。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中,康生等人怂恿北京一些高校学生前往山东曲阜“讨孔”,孔林、孔庙等处的大批珍贵文物遭到空前劫难。尽管如此,“批孔”问题并没有正式提出来。

毛泽东明确提出“批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

1971年秋,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物的林彪集团一朝覆亡。这个事实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顺从党心民意,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同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各个领域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也普遍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效。

但从1972年下半年起,对深入批林感到威胁的江青等人开始频频向周恩来发难,竭力阻挠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政策的工作。这年11月底至12月初,双方的分歧终于明朗化,并由毛泽东出面“裁决”。毛泽东认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这个结论,反映了他对林彪事件后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的担忧。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能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评和否定“文化大革命”。

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然而,维护与怀疑、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思想观点的分歧,实际上仍然存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清楚的。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针对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进行了批驳。他提醒说:要注意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要读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①

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

从这年下半年起,“批孔”已成为毛泽东经常关注和谈论的话题。他不仅留意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论著,还多次表明自己“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观点,并且还把“批孔”同批判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批评现实当中的某些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7月初,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作了一次重要谈话。他借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由,用尖锐的口吻告诫说:“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时,他再次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②。

8月5日,毛泽东又向江青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毛泽东还当场读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表明他在评法批儒上的观点。其中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句子。他之所以作这首意境、手法都不同从前的七律,并非是要跟诗友郭沫若过不去,而主要是借题发挥,用诗的形式表达他当时的政治意图。

以上毛泽东发表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继续坚持九大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反修防修”不仅是过去的头等大事,也是当前和将来的头等大事。而毛泽东赞同“法家”、鄙视“儒家”的见解,除了历史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现实当中种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苗头,特别是针对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许多做法和认识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在揭批林彪集团的同时,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应当指出:虽然这时毛泽东一再提出要注意“抓大事”、“抓路线”、“抓上层建筑”,但他并没有认为应在中央的方针、路线上强调和贯彻“批孔”的意图,或者需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批判运动。例如,在他就“批孔”问题发表多次谈话后定稿的十大政治报告(报告稿由张春桥执笔,政治局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以及十大期间通过的其他文件中,都没有出现“批孔”的内容或相关提法。

这一方面是由于讨论十大文件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否定了江青关于评法批儒的“建议”,另一方面,毛泽东显然也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到“迫在眉睫”和“压倒一切”的位置上。

然而,“四人帮”一伙却抓住“批孔”问题不放。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了许多“批孔”、“批儒”的文章,蓄意渲染,大造舆论。这类文章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借古喻今,夸大“批孔”、“批儒”的“意义”,竭力把批判儒家的“孔孟之道”引导、定位到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来。

正是在这种“批孔”、“批儒”的喧嚣声中,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周恩来、叶剑英两位老革命家的攻击,并且使用了“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污蔑性的说法。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借“批孔”来打击老一辈革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这时正在筹备中的四届人大。江青等人认为这是他们攫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机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同年9、10月间连续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估计四届人大最迟将在年内举行。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料到,他们预定召开四届人大的时间表还是过于乐观了。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使得原来计划当中的许多工作都不得不一再推延。

以上中共十大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