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桃花扇 孔尚任与《桃花扇》 | 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之感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文化重心也随之转移。宋朝时期南方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时至南宋,江浙地带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并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而南京秦淮地区,也成为封建社会后几百年的纸醉金迷之地。

在这片金粉之地,从来不缺乏文人骚客在此风花雪月,一响贪欢,妄想一醉忘偏安;也从不缺乏北顾江山,志在统一,壮志难酬意惆怅的文人墨客。其中便有一人与秦淮结下不解之缘,写出代表明清时期最高水平的传奇剧《桃花扇》,他便是孔尚任。

孔尚任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尽管出身名门,可年轻时期的孔尚任在仕途上却并不顺利。二十多岁的他参加岁考落榜,只能靠捐资纳了一个小小的“例监”(国子生)。或许是受家风的影响,孔尚任依旧对进入仕途抱有希望,渴望着有朝一日大展宏图。而在这段漫长的等待里,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的历史产生兴趣,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便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孔尚任才迎来了自己仕途的转机。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因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被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孔尚任在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展现其满腹经纶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往淮扬疏浚下河海口,不想这一去便是四年。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这四年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也在这期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

他还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结交了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更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等人。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后,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经十年创作,三次易稿的《桃花扇》正式上演,瞬间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同年三月,孔尚任升为户部员外郎,官阶从五品,但过了十几天,又突然被罢官。

其实,对于罢官这个结果孔尚任或许早有心理准备,因为清朝时期为巩固满族统治,大兴文字狱,对思想与文化的压制达到顶峰。对此,孔尚任在写《桃花扇》之初为避祸起见,已经采取两种做法:一是直接歌颂当今皇帝,在《先声》中,通过老赞礼之口,列举康熙二十三年见到的十二种祥瑞,把剧本包上一层“忠君护主”的保护膜。

二是文中回避清兵的出现,把史可法被杀改为投江殉国,这又是一层保护膜。可尽管如此,剧本中仍然充斥着满满的亡国之痛,引发遗民深深的哀思,看戏的人,“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遗老也,灯她酒阑,唏嘘而散。

”对于统治者来说心怀故国是大忌,但由于上述两层保护膜,再加以孔尚任是孔子后裔,还得到过皇帝赏识而破格任用,罢官算是从轻的处理了。

回想这十年官途,孔尚任曾用“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来概括。曾经年少时对入仕一展宏图的憧憬,二十年后,只剩下心灰意冷。此时对于已经五十二岁的孔尚任来说,虽然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变迁的失落,但他已清醒的看清此时的社会,直指“盛世”为“浊世”。或许当时的孔尚任也没有想到,他虽因《桃花扇》丢了乌纱帽,但《桃花扇》却使他流芳百世。

《桃花扇》作为明清时期一部不朽的历史剧名著,它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歌女)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题材,结合政治风云和时代战乱来描绘、总结南明弘光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教训。其主旨,即在剧中《开场》中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品采取了“吊明”的创作手法,即“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实际上是借情言政。作品以侯李爱情为主线展现出明末时代风云的画卷,而“离合之情”又始终以一把“桃花扇”为线索。

“桃花扇”本是侯李二人的定情之物,是一把纸扇,侯方域送给李香君时扇上题诗曰:“夹道竹楼一径斜,玉孙出御富平车。清溪尽是辛夷数,不及东风桃李花。”后来,阮大铖诋毁侯方域与左良玉造反,侯逃到史可法部下,而漕抚田仰想强取香君为妻,香君守节“倒地撞头,血溅扇上”,经杨文骢取草木染之,成为折枝桃花扇,名为“桃花扇”。

一把纤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并雄辩地展示出它们破灭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倾圮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给予身为名妓的李香君,把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

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一如他在书前《小引》说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而《桃花扇》里的老赞礼其实就是孔尚任自己。在剧中,他处处点缀入场,寄予无限感慨,卷首的《先声》,卷中的《孤吟》,以及卷末的《余韵》皆是以老赞礼作正脚色,而这几折又可以是说是全书的脉络。

如其在《先声》里说:“更可喜把老夫衰态也拉上了排场,做了一个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那满座宾客,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

”这段话,正是画龙点睛之处,人生如戏,当局者迷。又如《孤吟》结尾说:“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再如《余韵》中老赞礼再次出场:“江山江山,一忙一闲;谁赢谁输,两鬓皆斑。”凡托老赞礼之口,皆作极达观语,然而外部愈显得达观,其实内心就愈哀痛心酸,这亦是孔尚任本人的人格思想的体现。

在王朝更迭且反清斗争仍此起彼伏的时代,选择人们所谙熟又联系着国家兴亡的故事为题材,有意识地创作那种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对于朱明故国的怀念,对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反抗,并从理性上总结一代兴亡的历史经验的新作品,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时有民族良心的作家的愿望,更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目的。

比如写南明灭亡之际,李香君、侯方域分别暂住在栖霞山的葆真庵、采真观,在七月中元节烧香稽首相见时,二人缠绵柔情,互诉衷情,张道士怒斥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并把桃花扇扯碎成丝条。

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从而坚定了出家的念头。真可谓“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孔尚任借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也正是孔尚任对于南明兴亡的基本点,这对晚明崇尚情欲的思潮是一次反拨、修正。

所以,张道士对侯方域的训斥,便是作者自身对晚明风气的质问,当国家倾颓,家国难保之时,怎能依然沉浸在男女的情爱之中?也正是这割不断的男女情爱,让明朝灭亡,是这种以情相尚的风气,让社会的伦常颠倒,而这,就是作者想通过《桃花扇》传授给观众的“道”。

孔尚任的这套崇尚正统儒学、理学的“道”,正是清初士人及官方的主流思想,但对晚明灭亡的病因归结为晚明崇尚真情实感,企图用旧理学来治理国家,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倒退。同样地,当传奇这种通俗的文体、通俗的表演形式,被赋予过于沉重的思想,过多的教化,趋于雅致时,虽能与诗文同价,但其生命力也在急剧减少,也意味着,传奇的衰落,场上向案上的转变,传奇终变为少数文人的赏玩之物。

纵观整部剧作,可以说贯穿全剧的有两大线索:一是明线,即“离合之情”,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线索;一是暗线,即“兴亡之感”,即作者在剧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的他本人在南明灭亡、江山易主时的感怀之情。可以说暗线是根本性的,是文章的宗旨;明线是显现的,最终是为暗线服务的。

而作者巧妙地借“离合之情”这条明线贯穿于整个剧作中,以此为作者所要表达的“兴亡之感”这条暗线服务,从而紧扣开篇时孔尚任所说的“借离别之情,写兴亡之感”。

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桃花”常代美人之面,拟妖娆之态,系情爱之念,喻婚嫁之欢。桃花加纨扇,其色最艳,其怨最深。所谓“桃花命薄,秋扇怨多”。所以“桃花扇”既是李香君红颜姣好的写照,又是她薄命违时的隐喻,既是侯李爱情旖旎缠绵的象征,又是这一爱情悲凉凄惨的暗指。

它的一体两面性,构成了《桃花扇》的凄艳境界,使《桃花扇》作为一部历史性悲剧,其中悲欢沓现、离合环生为我国古典戏剧的典型,但以悲剧收场,又是创新之举,这一具有残缺美的结尾,不仅是作者在传奇结构上脱离明人的结构,也同样是在思想上与明人决裂。

总的来说,孔尚任的《桃花扇》不遑说是清代最佳、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传奇。无论是内容、构思,《桃花扇》已经完全走出了明传奇的风气与影响,独树清代传奇之一帜,成为清代戏剧中的一朵奇葩。但同时,传奇的创作也以《桃花扇》为结点,逐渐走向衰落之路。

就像近代学者吴梅评价《桃花扇》时说:“通体布局,无懈可击,至《修真》、《入道》诸折,又破除生旦团圆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场复不冷落。此等设想,更为周匝,故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