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大师 任继愈季羡林相继辞世 让大师的智慧照亮未来

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术泰斗7月11日晨相继辞世——

让大师的智慧照亮未来

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

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

“风雨百年,铸造的是品格;大浪淘沙,沉淀的是真金。”两天来,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两位先师的灵前,浩瀚的花海、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在网上、在手机短信里,国人以自发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半个多世纪前,臧克家曾以诗歌道破生命的真谛。今天,两位大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与器识,再次印证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

学问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奋力“向前走,向前走”

2005年4月14日,经本人再三请求,任继愈先生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一天。

“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8年前,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感慨:“我现在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又觉得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奋力“向前走,向前走”。

“我身体很好,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还能给国家做事”,季羡林乐呵呵地说。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依然身体健朗、精神矍铄。然而,岁月不饶人,2005年,因长年俯首书海,任继愈患了严重的眼疾。几乎是同时,季羡林安装了心脏起搏器;2006年,又做了左腿骨髓炎手术。

但这都没有让他们“向前走”的速度有丝毫减慢。“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作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弟子,任继愈坚信,学问的生命与理想来自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

“沙滩银闸忆旧游,挥斥古今负壮猷,履霜坚冰人未老,天风海浪自悠悠。”这首诗是任继愈与大学同窗胡绳共怀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为少年时所负“壮猷”孜孜矻矻,不懈努力。

“我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季羡林乐观地说。

九旬以后,任继愈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但是他仍然将每天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说。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季羡林翻译出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椎心泣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树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正是因着这种勤奋,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20世纪90年代,80多岁的季羡林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蔗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这是寂寞的10年,“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

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心心相印;在相同的追求中,他们携手向前。乐观、顽强,一次次逼退苦难,一次次与病魔对峙,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他们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在一幅法书作品中,任继愈写道,正是在这无涯的学海中,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从而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

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爱国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两位大儒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任继愈曾以此句总结20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对社会变革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省。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任继愈说,“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两位大儒的履历中,有着太多的不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是任继愈的“口头禅”。“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这是缠绵病榻的季羡林的铮铮话语。

1991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八十述怀》。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头看”——“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

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

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20世纪初叶,齐鲁大地的共同成长背景,为季羡林和任继愈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

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从识字到上小学,任继愈换过很多地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说。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是德文。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两所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

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

求学背景不同,人生轨迹不约而同地相合。新中国成立之际,两位年轻学子便投身到塑造中华民族思想的大业中。1942年,任继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45年10月,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对民族的期待、对生命的真诚,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

修身

他们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却始终保持着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沉思良久,缓缓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岁时,却特地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6年前,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6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在这部书中,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不敢从心所欲”,不是虚伪;“三辞桂冠”,不是作秀。这是任继愈、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勤勉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任继愈与季羡林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却都对自己有着谦逊的评价。

“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 季羡林说。在“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弥足珍贵。

“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这9个字是任继愈的“任上宣言”。1987年,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

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花费了他10余年的宝贵光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

据他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

朴素的真理从朴素的生活开始,朴素的追求也一定会到达朴素的目标。北大的学子都知道,朴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是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我做人的标准是朴实、真实,一个人不要天天耍花腔,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一天愁好东西吃得太少了,我不要一个人这样子,人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穿衣,一个人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这个人格儿不高。”一生信奉朴素、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季羡林,对于别人却从不吝啬。

2003年末,在301医院住院的季羡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图书、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摆在国家手里最放心。”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深受大家热爱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古典文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他们身上。

韩经太说:“所以,他们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们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