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不遇天人不目成 吕碧城:若是遇不上 没有爱情也可以
鲁迅先生曾冷静发问:娜拉出走后怎样?他的提问有现实意义,“五四”前后,很多女性忽而觉醒,离异、逃婚者有之,离家出走者有之,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离开家,就能走向光明吗?
似乎是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数年之后,呼兰小城里一个名叫张荣华的姑娘,像娜拉一样拒绝了被掌控的命运,离开生活了19年的家,去异乡,走异路,寻找新的可能。
也许是因为张姑娘才情卓然,她没有再回去,也没有堕落,还成了作家。只是那一路尝尽艰辛,被遗弃、遭家暴,经受各种困顿羞辱。31岁那年,她病死在香港,至死不甘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对,张姑娘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红,她印证了鲁迅的说法,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女人单方面的勇气,无济于已经确定的命运。然而,世态芜杂,案例繁多,在萧红拎起箱子关上家门的20多年前,也有一个女子,逃出了让她倍感窒息的家,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那个女子名叫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亲曾任山西学政。吕碧城12岁那年,父亲去世,两个异母哥哥都早逝,家中没有男嗣,吕家的财产因此为族人觊觎。他们甚至将吕氏母女囚禁,后来在官方的干预下,吕氏母女获得自由,但光景已经大不如前。
吕碧城10岁时,与同乡汪家定亲。按照戏剧里的逻辑,订婚的人家,若有一方家道中落,另一方必然会嫌贫爱富地悔婚,通常是女方嫌弃男方。可到吕碧城这里却颠倒过来,汪家见吕家今非昔比,老实而不客气地提出退婚。
这种单方面的毁约,是一种羞辱。许多年后,吕碧城的同乡胡适之对包办婚姻虽多有腹诽,但怕伤了母亲的心之外,更怕毁了一个女孩的幸福,他放弃了异国恋情,迎娶了“村姑”江冬秀。按照这个说法推想,吕碧城算是被毁掉了,注定要在同乡人的冷眼与白眼里,过她万劫不复的一生。
但吕碧城是不肯认命的,好在命运也肯帮她。她有个舅舅叫严朗轩,当时任塘沽盐课司大使,吕夫人便携带女儿投奔兄弟而去。虽然严朗轩不过是八品小官,但相对于安徽老家,塘沽更得风气之先,能够跃身到一个更大的天地。
她在塘沽生活了7年。1903年,严朗轩官署里有位方秘书的太太要到天津去,吕碧城想要随行,看看有无深造的机会。严朗轩大为光火,那时还是光绪年间,一个女孩子要外出就学,让这个当小官的舅舅实在难以理解。倔强的吕碧城没有被舅舅的怒火吓住,在秘书太太离开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一个人来到了火车站。
光绪二十九年的一天,吕碧城一个人出现在火车站,没有娜拉的箱子,甚至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靠逃票上了火车。还好,在车上,她遇到了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与她一见如故,不但帮她买了车票,还把她带到自己家里。
到达天津的第一晚,吕碧城便给住在《大公报》报馆的方太太写信,这封信,凑巧被《大公报》的总理英敛之看到。吕碧城那一纸飘逸的字迹首先入了英敛之的眼,她的才情让他遥生好奇和怜惜之心。他和妻子一道拜访了她,将她接到《大公报》报馆。那晚,这对比吕碧城大了十几岁的夫妇,和这个年轻的女子畅谈到深夜。
他们大概谈到了女权等话题,吕碧城当晚挥毫作了一首《满江红》。第二天,英敛之将这首词作发表在《大公报》上,还以夫人之名写了跋语,称之为“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他又将吕碧城推荐给严复、傅增湘、方若等津门名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带她出入于老男人饭局。当时的文化名流如铁花馆主、寿春庐主纷纷与她唱和,《大公报》“杂俎”专栏,几乎成了她和她的唱和者的私家花园。
这次离家出走,对于吕碧城真是一趟梦幻之旅,短短几个月,她就在天津成了名。那些文人们的酬唱也许还有对“萝莉”作家的隐秘情结,但秋瑾女侠作为同性也对她另眼相看。秋瑾本人也曾以“碧城”为笔名,一次拜访之后,她表示,此生不再用这个笔名,留给吕碧城专用。
无疑,英敛之是吕碧城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这个知己,亦非凡人。他是《大公报》的创始人,有一番坎坷奇特的经历,当时他是文化名流,相貌堂堂,最难得的是,和妻子一向感情甚笃的他,几番交往下来,对她竟有了异样的感觉。
在日记里,英敛之自叹“怨艾颠倒,心猿意马”,而他那本来对吕碧城十分热情的妻子,也觉出几分异样。她为之伤感,居然要发奋进学,不落吕碧城下风。
萧红当即就爱上了“救了她”的三郎萧军。可是,从头到尾,没有资料证明,吕碧城对英敛之有过非分之情。
不但对他,她一生遇到的出众男子多矣,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李鸿章的孙女婿杨云等,都算是她广义上的男闺密,但她谁都没有爱上。她甚至认为,包办婚姻都好过自由恋爱,包办婚姻若不幸福,还可以归咎于父母;自由恋爱若是失败,其懊恼悔恨,远甚于包办婚姻。
严复曾说她:“心高意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
她自己则对朋友这样解释:“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啬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固佳,奈年届不惑,须发皆白!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
细看这段话,她其实看得上梁启超和汪荣宝,可见她并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只是机缘不凑巧。有人非要问她袁克文如何,她淡然一笑: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她与他是真朋友,所以看他倒比别人都清楚。
清醒孤高如吕碧城,“不遇天人不目成”,她不骗自己将凡人当天人。
因此,当那个呆子吴宓自说自话地为她写推介文章,盛赞她的才华之后,居然以须眉浊气去推想她的“剩女情怀”:“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中精华所在。”他以为的恭维,却是对她严重的冒犯,吕碧城拒绝与他见面,还怒斥他为无聊文人。
但她的决绝磊落,也让她失去了靠在哀怨上歇歇脚的机会。与爱无缘的一生,吕碧城做了太多事情,办女学、做生意、求学美国、游历欧洲,她不觉中以亲身经历证明:即便对于女人,爱情也不是人生的全部。作为一个女学的创办者,她的人生对于女人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是你自己,而不是别的人,决定你的一生最终会不会是一个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