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超豫剧反徐州 豫东名家杨启超
每当看到现在到处泛滥的照像设备,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慨,现在的科技让纪录最平凡的场景成为随手可为的事情,甚至一个毫无价值、绝不会有人重温的会议都像模像样地摆个摄像机,而多少珍贵的东西却没有生存在纪录如此廉价的年代,随着流逝的时光渐渐尘封,只能通过久远的录音或了了的文字去追寻,让我生此感慨最重的就是河南梆子的豫东名家杨启超。
感慨之深源于仰慕之重。这种仰慕,与别人的评论,与加在他头上的各种名号没有关系,仅仅传世的几段录音足矣。
一、其戏
说来惭愧,第一次听到杨启超的《两狼山》是在一四年,对于从小接触豫剧并生活在豫东的我实在是太晚了,也就是从那段戏开始,我发现了豫东红脸更为广阔的世界,也解开了心中很久的一个疑惑。
那段戏讲述的是杨令公率子出征,在幽州燕子岭与北番血战,七死其五,和杨六郎杨七郎三人被困在苏武庙穷途末路的景象,声腔行云流水,哀而不伤,寒韵的运用勾人心魂,既不呆板又不花哨,将出征前的豪迈、血战中的惨烈和末路时的无奈刻画的入神入骨,前半部声腔干脆利落,后半部声腔哀叹低回,与剧情相合浑然天成。
几经搜集,找到了老先生的《借头》、《辕门斩子》、《下南京》、《反徐州》和《八郎探母》,后面三段明显是非专业磁带录制的,很可能是在农村简陋的戏台下录的,杂音很大,但都不影响成为传世经典。
有文记载杨启超手眼身法俱俱入戏,无一不精,前期使用夹本嗓后期使用真嗓演唱,高低不挡,最难得的是韵味,能够听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和谐。时至今日,已无缘得见其手眼身法步,但在几段录音中可以领略当初的风采,不仅仅是一副好嗓子,不是处处显露运用纯熟的嵌字和寒韵,而是根据不同的人物设计不同的声音,唱杨老将则多用哀叹,苍凉悲壮,唱刘墉则多用短板、爽利明快,桀骜不驯的形象淋漓尽致,唱赵匡胤则寒韵与高腔并用,展现其勇猛智慧和无奈处境,唱杨八郎嗓音滞涩,哀音多变,一声“儿的个老娘”可听出不尽的沧桑和悔恨。
现在活跃的豫东红脸演员中有师承关系或受到指点的不在少数,虽然出了很多唱片和录像,但耐听的唱段不多,如杨启超一样作品均堪称经典的还没有。
二、其人
杨启超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且于汲取百家之长化为己有。因此,虽未正式拜师学艺,也未专科修炼,却一登台便显示出非凡的天赋,艺术超群,他嗓音极佳,先演丑角,后改红生,文武兼备,生净不挡,所演角色皆出类拔萃。师承唐(唐玉成)派,但又自成一体。早期以二本嗓为主,后期以大本嗓为主。唱、做、念俱佳。表演洒脱,极负盛名,是河南省20世纪后半世纪(1950-1990)豫剧红生演员的佼佼者。
1956年,在河南省首届戏剧观摩演出中,年仅25岁学戏8年的杨启超荣获演员二等奖。1962年,在河南省名老艺人汇演中,和王小楼主演《辕门斩子》,又被时任河南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国剧协河南分会主席、戏剧评论家冯纪汉先生撰文誉为“豫剧豫东流派的后起之秀”。
1990年元旦,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等领导同志在郑州看过其主演的大型现代戏《乱世荒唐人》后,称其是“浑身是戏,豫剧届的奇才”。1992年,时任河南省省长看过其演出后,称其“宝刀不老,人才难得”。
杨启超先生一生演戏颇多,且出处不俗,各具特色,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代表作:传统剧目有《刘墉下南京》、《赵匡胤借头》,《宋世杰告状》、《八贤王说媒》、《收姜维》、《刀劈杨藩》、《八郎探母》、《反阳河》、《辕门斩子》、《反徐州》、《地塘板》、《破洪州》、《刘公案》等。
现代剧目有《乱世荒唐人》、《杨山角与马蜂》、《红灯记》、《沙家浜》、《李双双》、《杏花园》、《小白鞋说媒》;轻装戏有《五姑娘》、《从天行》。
杨启超天资聪慧,学戏较晚,但声名鹊起。其人演出,手眼身法步俱都入戏,一时间独领风骚。其用夹本嗓,高低不挡,且尤其善于学习,曾头天晚上观摩周信芳演出《宋士杰告状》,第二天便挂牌演出此戏,周先生能来好的地方,杨启超一个不落,比如一句念白“我这就走了”,配合动作,四面开花的叫好。
据传80年代在曹县演出的时候舞台下面摆满了录音机,艺术魅力可见一斑。在豫东是一种奇迹,凉胡、热胡均承认杨老先生的艺术造诣,比如他演出的官丑到哪里都是叫好,当年杨启超并未演出过杨藩,但第一次演出《刀劈杨藩》时,就被誉为“活杨藩”;没有演出过刘备,演出《黄鹤楼》里的刘备,被誉为后起之秀,并到各个戏校进行汇报演讲;没有演出过花脸,演出了《程咬金照镜子》的精品;在马金凤大师的《花打朝》里演出李世民,仅用3天背词和排练,轰动中州;现代戏在郑州演出《乱世荒唐人》,被戏曲评论家评判,任洪恩和杨启超差两个档次;其所演唱的《七郎八虎闯幽州》是为不朽精品。
杨启超一生曾被誉为宝刀不老、豫剧天才、豫剧奇才、小红脸王、浑身是戏、戏子状元等称号,是戏曲界在豫东百年不世出的全面演员。
三、其品
据我来看,一个行业里的翘楚,大都只关注技艺或知识本身,拙于审时度势,更不屑于贪慕虚名利,正如杜甫所言,自古大材难为用。
美国曾经想让爱因斯坦担任新组建的以色列总统,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并表示政治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问题,而方程式解决永远的问题。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建国后辞去军队职务去创办军校,指挥艺术炉火纯青的粟裕,建国后手枪和地图从不离身,床下始终压一根背包绳。
这些人物总让人有种特殊的敬仰,他们对于所从事的行业不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不是用作博取名利的手段,而是其关注的全部。这样一种清高,也注定了这些“大材”难以与时俯仰,获取世俗眼里所谓的政治位置或待遇,却能得到更为持久和更具超越性的尊敬。
杨启超同样是这样一类人,他的品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遭遇,相对于同时代的豫剧演员,他有两点明显的与众不同。
首先是文化底蕴深厚,幼年家境颇丰使得他有条件在私塾读书,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戏子” 大都贫苦出身,有这个条件的还是比较少的,这就使得杨启超的戏经得起推敲,戏词也比较考究,很多人批判豫东红脸戏做工粗糙,水词较多,这在杨启超留下的录音中绝不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底蕴提高了整个艺术层次,不仅能在田间地头传唱,也登得大雅之堂。可以拿常香玉和陈素贞做一个对比,常香玉不识字,戏词都是别人(大部分时间是她的丈夫)念给她去背,她的戏前期以豫西调为主,多为悲情戏,哭的死去活来,但与陈素真相比,总有些层次上的差距,陈素真祥符调曲目里展现出的那些雅致,非腹有诗书做不到,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常香玉更为出名,但真正的豫剧爱好者会用自己的耳朵给一个公正的评价。
再者就是生性桀骜不驯,有一种老艺人身上的那种怪脾气,神乎其技却不屑于迎合,使得省剧团慕名想召他时望而却步,老先生在豫东梨园叱诧风云几十载,却没有走向更大的舞台,所留下的资料与其艺术造诣和地位极不相称,晚年嗜酒如命,接近六十岁就不大登台,百十出大戏都随他一起进了棺材。杨启超没有留下一段录像,录音也少之又少,但确实豫东调中永远绕不去的高山。
除非真正的爱好者才能走进这些孤傲的大师世界,正如司马迁所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许这也正是他们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