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班级名称】每天读经8小时 国学班的孩子觉得学的没有未来

浙江在线讯 9年前,读初二的内蒙古姑娘李潇洋退学,转入北京一家全日制读经学堂。这是一家人的共同决定,她的语文老师举双手赞成:李潇洋语文成绩优异,数学英语却很差。

河北唐山少年汪雨的父亲是物理老师。汪雨5岁开始在家读经,9岁到北京,和李潇洋成了同学。按照家人规划,汪雨的最好出路,是进入浙江温州的一所著名经堂。

彼时,国内“读经热”进入高潮,大小名目的国学读经班遍地开花。

如今,这对曾经的同学以不同的方式“逃离”,到上海寻找新生。这个月底,他们将迎来自学本科考试,回到体制教育轨道。

对他们而言,曾经的国学班经历像一场残酷实验,夹杂着荒谬、可笑,至今难以弥合身心的创伤。

错过了别人平常的人生经历

和李潇洋见面,她兴致勃勃地打听我的大学生活。她曾读到一句“心灵鸡汤”,大意是说初中是一生中最单纯的时光、高中会交到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大学会收获最纯真的爱情。而这些大多数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22岁的她,都错过了。

第一所经堂,在李潇洋就读的两年多里,不断往城市边缘搬迁。与一学期两万多元、还在不断上涨的学费不相称的是,学校只是几间低矮平房。学校日常有70多个学生,日复一日的课程大同小异:既包括《弟子规》等中文典籍,也包括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等。课堂上,老师们按下复读机按钮,孩子们跟着机器,大声反复地朗读背诵,每天长达8-12小时。

课程也会讲女德。有次讲完,女生们面面相觑,“这不就是让我们以后要嫁个有钱人?”

李潇洋在电话里向母亲童霞抱怨,她觉得这里压抑的氛围,将一些原本善良软弱的学生,也变成校园欺凌的始作俑者。童霞却以为,这只是女儿青春期的叛逆。李潇洋无法多说:如果顶撞老师,作为惩戒,她将失去和母亲为数不多的通话机会。

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冬天,这里只能自行供暖。学生们一边读经,一边搓着被冻疮折腾得痛痒难耐的双手。实在冷得受不了了,老师会给学生发一瓣大蒜,让他们吃了驱寒。

一年冬天,李潇洋的咳嗽一直没好,老师却没放在心上。一个多月后,她申请免除跑步,被老师断然拒绝。过后,李潇洋被诊断为哮喘。幸运的是,她因此得以转学。

自己就像“社会褶皱里的寄生虫”

在新学堂,李潇洋的迷茫依然无人解答。长时间不加理解地背诵,宛如无意义的肌肉运动。按照大多数读经班的规矩,只能读经,不能解经。“解经是不负责任,会害了学生,老师只要负责陪着学生读经就可以了,”他们曾就读过的一间国学经堂的负责人回应记者。他同时认为,以文凭技能的维度来看待“读经班”,是世俗的、狭隘的。

李潇洋告诉学堂一位关系亲近的老师,他们这群学生就像“社会褶皱里的寄生虫”:他们处在社会边缘,不为人知;他们没有生存技能,只能仰赖父母,虽然按照此前她受到的灌输,“你们读经到三十岁,就是‘大才’,不消文凭,自然会有大把多人抢着要你。”

但意外首先降临了。她所在的读经班都是男女混住,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隔板,顶处有扇小窗。一个初夏晚上,一个住上铺的女生一抬头,戳破了一个秘密:那里有一双眼睛。

李潇洋无法再待下去了。学校却认定,李潇洋有心理问题,需要去矫治。童霞相信女儿,最终将李潇洋接回内蒙古。

李潇洋见识过班上读经多年的“老油条”,每当老师打开经书,准备开场白,总有人起哄,“得嘞老师,您就往下讲吧”。

年纪渐长,汪雨愈发觉得所学没有未来。那所相当于读经界“清华北大”的温州学堂竞争激烈,招考要求不亚于高考:完成30万字的包本背诵。

迷茫与痛苦中,为了延迟报考,汪雨甚至多背诵了十万字。

胜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汪雨开始带课外书和手机等违禁品、带头“调皮捣蛋”……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被学校劝退。带着这样不光彩的履历,汪雨却觉得,他解脱了。

“我后来也会回想,我当初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太不可思议了。”汪雨说话声音平和,听上去彬彬有礼。

同济大学教授眼中的“毒经班”

李潇洋的母亲童霞脸庞瘦削,肌肉线条紧实。如今,她是一名瑜伽教练,在上海经营一家瑜伽工作室,“我妈妈很厉害,别人来上她的课,基本都会签约,”李潇洋挺自豪。

2014年,这对母女辗转来到上海。即使被过去的经堂教育折腾得“身心俱残”,李潇洋却仍然热爱传统文化,打算深造。母亲很支持,她觉得亏欠女儿。

她们共同学习,并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生活下去。李潇洋一边在上海的高校旁听国学课,一边准备自学考试。有个熟识的读经生家长,和他们一起来到上海,想在上海城郊租房子,请童霞来做饭,也开一个读经班。童霞只觉得荒谬:“不需要任何办学资质,只要你能拉来人就可以。”

李潇洋曾经的那些同学,并没有像老师们鼓吹的那样,成为备受欢迎的人才。有人在卖鞋,有人学了针灸。另一位从经堂退学的学生郑惟生则写道,“当同学们一旦停止私塾学习,又没有进学深造途径,大多数同学都变得非常沉沦,情绪低落,只能借电视剧和电子游戏排遣焦虑、打发时光。至于那些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经文,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郑惟生也想考那所温州学堂,但最终放弃了。他自考本科,目前准备考研。

汪雨认定,长时间读经损伤了他的声带。10岁那年,他做了声带小结手术,在家休养一个月。17岁的他从6年的读经教育中,唯一的收获似乎是爱情。一个和他们曾就读于同一学堂的女孩,和他一起来到上海。像两个相互舔伤口的同类,他们使用着情侣的昵称,互相督促着准备自考。

汪雨选择了英语专业,为的是和过去“一刀两断”。

一些读经班,在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看来,不啻于“毒经班”。近些年,他接纳了不少像李潇洋这样“逃离”读经班的孩子。作为体制内的国学研究者,柯小刚觉得,他对这些孩子负有义务。

他曾去过读经班现场,看到那里的学生“普遍处在一种非常癫狂的状态,其紧张程度远超高考题海战术,”而读经老师是复读机,或者是会按下复读机按钮的人。他严词抨击遍地开花的国学班,“这是一套更加极端、更加野蛮的灌输方法,不许理解机械音节背诵是彻底无意义的事情,所谓‘包本’是无稽之谈,机械化教条化的强制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对儿童的残害。”

“我们仍然是输的。”童霞让李潇洋考了瑜伽教练证,为的是有朝一日,李潇洋可以依靠实实在在的技能活下去。母女俩商量着,在靠近李潇洋旁听的同济大学附近,再开一家分馆。

在她们去寻找新工作室选址的路上,一块崭新的国学学堂牌子熠熠闪光。这对母女头也不回地走过去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潇洋和汪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