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北京大学】龚鹏程|推荐梁启超的《作文入门》
梁先生这本书,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一九二二年在东南大学讲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是前一年在清华讲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二文题目相关,且一谈散体一谈韵文,既互补又呼应,因此历来都并在一块儿看。例如卫士生、束世澄笔记前面那一篇的序文中便特别提醒读者:必须参考梁先生后面那一篇。
这两篇讲稿,主要是教人读文章写文章,同时还告诉人如何教学生写作文。因为无论什么文,学生会不会作,跟教师会不会教都有绝对的关系。梁先生此书最精采处,或即在此。
教材该怎么选怎么编;教时该怎么分期分类;应如何整理学生的思想;如何令其分组阅读,读了讨论;如何命题;如何指导学生准备;乃至他主张少作,一学期只要好好作两三篇;老师也不必修润文字,只要详改其思路与结构等,我都以为是真知灼见。至今大家仍然不太会作文,大中小学里仍不会教文学,恰好就是不听梁先生意见的结果。
目前海峡两岸编的语文课本,都是东一篇西一篇,缺乏文学的条理;学生写作文,更是毫无指导,只规定他拼命写;写完,教师负责的,还改改文句,否则给个评语了事,或竟交由学生互相订正。我昔年打工,就曾长期替一些先生改他们学生的作文卷。试想,卷子都请人代批了,又如何会用心指导学生写作呢?
因此,像梁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大文豪,而竟关心此事,勤恳讲说,我以为甚是可敬,所讲至今亦不过时。非唯不过时,还恰好符合时代之需。
这本书的两个演讲稿,也可以看成是梁先生现身说法。看他教我们怎样读诗,看奔迸的表情法和回荡的、蕴藉的有何不同,回荡的表情又有螺旋式、引曼式、堆垒式、吞咽式等种种不同,实在是种享受。
梁先生自少年起,便以文字动天下,一九二二年胡适作《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还曾将梁先生列为「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梁先生对青年的影响,即由于其文章。论者形容其笔锋常带感情,文字具有魔力。
这样的文章如何写成?梁先生金针度人,奥妙就都在这里了。
梁先生是有多方学术兴趣的人,治学方面极广,忽然关心起中学作文教育,似不足怪。但促成他讲或写这个题目,却别有因缘,不可不知。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一个新学制草案,又称辛酉学案。由于是新制,所以随后就引起了国文教学界的争论。
梁先生在演讲中提到:对于国文应该教白话抑或文言,南北两大学颇生争端,即属其中之一例。梁先生不但关心此事,而且他与友人合办的《改造》杂志,即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四卷七号上开始连续刊登一则「中华书局新小、中学教科书征求意见及教材」的广告,征稿缘起明言:「新学制案大体已具,教科用书自应改革」,故「中学国文应如何编制?语体、文体如何分配?」就是他们思考的重点之一。
以梁先生和中华书局、《改造》杂志深厚的关系,此等事,纵非梁先生主导,亦必参与议论。因梁先生在东南大学演讲,也就在这个时候,其讲稿则发表于《改造》四卷九号。
后来稿子一由中华书局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也就是现在这本《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经修改增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改题《作文教学法》,一九三六年出版。《合集》中,其实还有另一篇《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但只是未竟之草,且未署年月,估计也该是这一时期所作。
当时梁先生也不只在东南大学讲这样的题目。依他给束世澄等人的信上说,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也邀他开过此课。此外,修改增补的《作文教学法》,是一九二二年七月在南开大学讲的。
上这些课,大抵是同一本讲义,但据梁先生一九二二年七月廿四日与徐佛苏的信上说:「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每日两时以上之讲义,穷一日之力编之,仅敷用,尚须别备南中所讲」,可知梁先生备课极为认真,而且在各校所讲并不一致,不是一本讲义说到底的。
依梁实秋先生回忆,梁先生演讲时,会在笔写的讲稿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可见梁先生既非一稿通用,亦非照本宣科。
梁实秋先生的回忆文章,写得十分精采。本来在梁启超过世时,徐志摩便准备在《新月》杂志编一纪念专号,胡适、闻一多、陈纪滢、梁实秋等人都答应供稿。可惜后来不知何故,专号没编成,各人也都未写出文章。梁实秋到了台湾后,暮年追味清华园旧事,才补记了梁任公这场韵文如何表现感情的演讲,把梁先生演讲时的神情、趣味,以及强烈感人之状态都写出来了。
记梁先生演讲的,还有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说的是他在北师大讲「国文教学法」的事。两相对照,可知梁先生演说是极其动人的,惜乎斯人已沓,今已不能听闻,只能由讲稿上彷佛遇之。
梁实秋说:听梁启超演讲和读他讲稿之不同,犹如看戏和读剧本。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但没有剧本又如何演戏?好的演出,固赖演员之工力,然好剧本亦必不可无。此所以梁先生编讲义才需如此费心也。
在梁先生讲作文教学法之际,因是时代话题热点及现实所需,故从事者颇不乏人,著名的还有陈望道《作文法讲义》,一九二一年九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次年三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夏丏尊《文章作法》亦脱稿于一九二二年,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对教作文写作都很有裨益。但拿来跟梁先生比较,就会发现有两个大差异:
一是当时这些著作为了速成以应社会之需,大抵均如夏先生自己说的:「内容取材于日本同性质的书籍者殊不少」(见自序),缺乏原创性,或原创性不如梁先生高。所以像陈氏书和夏氏书,对文章类别的划分就相当一致。梁先生则无论是总体架构或个别举例,都是自己创构的,可说是独出心裁,因此格外可贵。编讲义耗神,这是主要原因。
另一重大不同,是陈氏夏氏的书教授作文法均以白话文为主,对尔后像开明书店编的国文课本影响很大;梁先生则「主张中学以上国文科以文言为主」,所以举例和讲解都针对文言文。
梁先生并不反对白话文,且认为高小以下要教白话文;但中学以上便应以文言为主,参讲白话。至于写作,则是文白都可的。
原因很多,他说:「因为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很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得十分完好」,是其一;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是其二。
也就是说,好文章,都有一定的理则,如设想好、结构好、修辞好,不论文言或白话,都可以是好文章。若设想平庸、结构软沓,无论白话或文言也都不会是好文章,这些理由皆是就文论文而说的,若再加上文言的历史性,那就更明确了。
文言文因它的历史性而显得古老,今人生畏,不敢亲近,以为它与现时世界无关,是它的弱点。但这同时也就是它的优点。我们读一篇《岳阳楼记》,除了赏其文理辞采之外,同时也会令我们得着历史知识与情感的体会,那是读白话文所不能获致的。
像梁先生的书,讲《诗经》《楚辞》如何表情、《左传》《史记》如何叙事,虽然只说作法,但经由他一分析,令我们恍然大悟古人文章之妙,一种文化情感、历史体会就自然蕴生于胸中,觉得历史文化深邃而可亲。梁先生的书也因此不只是一本谈作文技巧的书,而上升为一本文化书,在向我们讲述中国文化之美。这跟他选材于文言及古诗辞,难道没有关系吗?
可是在梁先生以前,讲文言文作法的书多得是,为什么那些书又没有梁先生这部讲稿的效果呢?且不说明清时期教文作文的《文章指南》一类书,当时还普遍在市面上流通;就是民国初年桐城派姚永朴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廿五篇,或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等,也都是讲古代名篇的。
梁先生谈写作文教作文,却皆不依傍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话。自具机杼,所以有组织有条理,充满了新意,让新时代人看了,毫无陈腐气。
例如他开宗明义就说文章的作用,是要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依此定义,再分两头,一自己的思想部分,有二要素:一要有内容,二要有条理。这似乎是桐城派「言有物」与「言有序」之说,但是桐城只就文章讲,梁先生却就思想说,以见文章的条理本于思想的条理,且是在一个新的论理架构中讲。
所以接下来说思想要传达给别人,也有二条件:一要说得出,二要令人懂。再次,则说文章种类。
文章种类,从《文选》以来,讨论的人大分特分,分成了几十上百种文类,梁先生却从思路分,只有两类,:一是吸收客观事物成我思想内容的记述闻见之文,二是发表我主观见解的论辩文。底下再分别论之。
如此,纲举目张,简截明锐,读之不唯可知作文观文之法,亦可知思维方法。反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还在讲刚柔、奇正,还在以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配阳;以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配阴,且自诩为口诀秘传者,真是相去不可以道理计。
在记述文和论辩文两大类中,梁先生前者谈得较多,后者较简,大约是因讲演时间不够使然。但对比梁先生另一篇《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便可知道先生对中学教作文而不重记叙,只偏论理是极不满的,认为八股科举时代就重论说,论得好的就奖励,结果学生腹笥空洞,信口评论,养成轻率刻薄、不负责任等等毛病,反不若练习记叙文可培养观察分析、客观记录之能力,塑造健全之人格。
看来,梁先生不仅要教作文,还希望藉此教学生做人呢!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