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驳兰亭序伪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高二适)13
首先郭先生之为此文。愚以为是系于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论书十二绝句内。咏“龙藏寺”诗。诗云:“中正冲和龙藏碑,坛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世臣设想“龙藏寺”为陈智永僧所书。又其自注“称?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隽?碑。
……左规右矩近《千文》。《书平》谓右军笔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等语。世臣本以北碑起家,其不信“禊帖”及大王书,此影响尚属微薄。
(余疑包未见帖本佳刻,其于华亭模“澄清堂”又顷水雨十一字,未为能手。而世臣极称之。至“龙藏寺”为北齐张公礼之书,宋拓本字迹尚存,何可张冠李戴。)至李文田题端方《定武兰亭》,疑问丛生。其断语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问题就显得重大了。何况郭先生对“右军传世诸帖,尚欲作进一步的研究”主张来。
今吾为驳议行文计。请先把清光绪十五年顺德人李文田跋端方的帖语所存在的诸疑义,檃栝起来,分为两点。盖缘郭文李跋,前后都有错杂突出的意义。窃恐理之难清;词安可喜。
(一)李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之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粱陈以后之迹也。可疑一也。”按李称晋碑,系指《爨龙颜》《爨宝子》的笔意不与《兰亭》帖合。郭文则指南京镇江先后出土之东晋墓石拓片上之隶书也。墓石文差不多均与《兰亭序》在同一个时期.而墓石与《兰亭》笔迹,又是悬殊。
(二)李跋引用《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喜色条。李云:“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世说》云:人以右军
《兰亭》拟(按此当作方。拟方两字,意小有别。)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喜色。是序文本拟(此处即见方、拟字用法。)《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此处李以用字异于世说,本文已自入误矣。
)而《定武本》(应作兰亭。定武与兰亭用法自有别,此李又一误。)自夫人之相与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文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
……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余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相伯仲而已。
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余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等语。今按李文田此一跋文,措词尖巧,一般以为最可倾倒一世人。其跋似又囿于北碑名家包世臣之诗义。以吾观之,包李之论据虽工, 而其言之不中,亦且无能为讳矣。
此处提示包李评述《兰亭》的识见。而今代郭先生著为论辨,又是采撷前二家先入之见,而更加以序文“癸丑”二字作为留白补填之题材。及“兰亭出于依托,藉词以取证依托者(智永)所露出来的马脚”云云。郭文又说:“现存神龙本的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以上为撮合郭先生的论列《兰亭序的真伪》的一文。大似拟议个人要为交割清晰。则知余所持之驳难、会其有在,庶无间我乎?以下则节节驳难李文田诸可疑之点。
寻当日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其手笔藁草,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亦并未著己名也。羲之虽未命题著名,而《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字面。至方之《金谷诗序》,岂必在文章短长之数?及梁刘孝标加注,又换新题为《临河序》。
是故李跋即不得云:“今无其题目”。况又称“唐以后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哉?”余意自唐太宗收得《兰亭》,即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
一时欧、虞、褚诸公,皆模拓相尚。故唐模《兰亭》确甚繁夥。然所谓“梁以前出世之兰亭。”文田究从何得覩?(余此信姜夔说。)遣词缭绕,不澈不明。此李文田之误一也。然吾窃诧异《世说》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方金谷诗序。
甚有喜色。”夫以誓墓辞荣之身;忽侪望尘下拜之辈。右军宜无可喜。然《世说》竟称其事。吾于此亦欲有如郭先生论文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之感。凡此固《兰亭文》(东坡用此称,)真假的支节问题,原非最要。
最要为何?吾请仍以《世说注》为证。吾则重袭郭的原文,抄出《临河》《兰亭》两序为对比的前例。我今也钞《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及《陆机本集》全文,为率先解剖李跋中可疑的一件事。即我前文以为文田最能倾倒一世人的一件事。
《世说新语·自新》。戴渊少时游侠条。(文长不录。)刘注如下。陆机荐渊于赵王伦曰:
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遣宝,朝廷之贵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騄骥。耀质廊庙,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烈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
与赵王伦荐戴渊笺(陆机本集全文)盖闻繁弱登御,后然高墉之功显。(此下《世说注》有删节)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十。(此下《世说注》文字,有移动及增减处。
)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堞之洁。试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则能结轨骥騄。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玙璠矣。(此下“世说注”有增添文。)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废。
以上《世说新语》的注,与《陆平原(机)集》对看。较易了然“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而李文田跋语却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这是站不住脚的。而李又曾昌言《世说注》《临河序》的文字。
与《右军本集》有不相应之确证。李若同时见此二文,倘否可云《陆机文集》,荐戴渊与赵王伦笺,又与《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与赵王伦文,有不相应之确证耶?《世说注》《临河序》(“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
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但此别无证据,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申其志。
”则夫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特假此附记。)与《右军本集》序文,同被刘孝标删添而异其词,已无疑矣。本是一个《兰亭》,而李跋乃判为“梁以前唐以后两个《兰亭》,”此李文田之误二也。
至于李又尝称:“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吾熟知右军书博精群法,不名一体。今李文田欲强右军之写兰亭,必如铭石之书而后可。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此李文田之误三也。
吾行文至此,不禁心情鼓盪。猛忆郭先生原文(七)“王羲之笔迹,应当是怎样” 的小标题下。有云:“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探索。”以及康生先生列举了五个例证。结语“是王羲之的字迹,具体的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
”等语。旨哉言乎!王右军《定武兰亭》佳本,即是没有脱离过隶书笔意的。但除《定刻五字未损本》,则为最不易识。而非可取证求索于通称褚模之《神龙本》,亦不可以以羲之已变隶入正行,而要其重新字字作隶法。
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而草生于隶,(草为章草。)正生于草,亦生于隶。此为书法上相传授之一准则,世人往往未尽能识之,今《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此意来经人道过,为吾苦思而得之。
)故帖字多带隶法也。昭陵茧纸,如在人间,当亦不外乎此。今欲证吾言,明帖意,特模出如干字如次:《兰亭序》首行(指定武佳本言)癸丑之丑,即系螎扁隶法。曲水之水,如魏《张黑女志》,宇宙之宇,似
汉《西狭颂》中字。而王十朋《玉石版本》尤神妙。形骸之外,外字右卜,由急就章卜字来。亦与《瘗鹤铭》外字同法。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捺。老之将至,老字与皇象章草同科。死生亦大矣死字,隶体。临文之文,亦同于急就章。
及钟宣示表。(钟帖今本系王临)。此右军变草未离钟皇处。至其序中的改字笔迹。如“回”“向之”“夫”“文”等。凡欧模宋拓佳本,皆未脱离此种隶式。《定武兰亭》,余所见以“元人吴柄藏本”,最为不失笔意。
又余今为此驳议,在他一方面言之。亦殊想拍合郭先生继康生先生后,“找到了的一些补充证据。”以为他日得有反覆讨论到王右军的字迹真假之所同异。今特根据汪容甫自跋其“修禊序”语甄录少许。容甫的考订鉴赏,其精诣处远在同时的翁覃溪上。
观其第一跋曰:“今体隶书,以右军为第一,右军书,以修禊序为第一。修禊序,以定武本为第一。……”隶字着得最有眼光。又曰:“定武乃率更响拓,而非其手书。唐书文苑传,称率更本学王羲之书,可谓高识。
此必柳芳、吴兢之旧文。宋子京采用之尔。”称定武为欧阳询响拓,容甫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在本题李跋端方的帖尾文,亦尝引用容甫之友人赵文学魏之论断,顾李文田未能领会赵氏之本意,遂至放言一发而难准。赵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
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模失真也。”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再吾忆往年在沪,于闽诗人李拔可墨巢斋中,偶林子有谈隶变及章今草法之递嬗,墨巢翁是之,别后之翌日,墨巢忽举其所藏王右军书影本见遗。
附有残帖拓片,极可贵。此盖吴门缪氏所收淳化初刻也。其书点画波磔,皆带隶法。尝为容甫所推许,今亦见汪氏重模之禊序跋尾中。
故容甫曾寄慨词:谓“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汩没。而不见定武真本,终不可与论右军之书也。”以上各则,似稍涉琐尾。然为考求《兰亭》之真伪,不知能值得郭康二先生一顾否?然余独不解郭先生论《兰亭》真伪的大文,何以一定要牵联到南京近境出土之晋石。
引攻错北碑者为已张目。今审包世臣所咏“龙藏”句意,乃适为浅陋已。(见上下文。)而李文田则昌言“使右军而有书,必其与“爨龙颜”“爨宝子”相近而后可。”吾今试问之,假如王右军当日写兰亭序,竟作“二爨”碑字体,即得符于粱武“龙跳虎卧”之势耶?吾恐其又不必然矣。
然则此一疑问,将从何而得解,吾于此仍当继吾言也。
尝读张怀瓘《书断》“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字亦作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今李文田斤斤焉欲王右军兰亭序之书,与大小爨相近。郭先生以获见王谢墓石,又著论从而广之。
且词益加激厉;理益加横肆。吁!是皆不识羲之得名之所自而然。又怀瓘别有《书论》云:“其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又右军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窃意南京他日倘有可能得再发现东晋碑碣,其碑字亦必与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石书体不相远。
盖南朝本禁立碑。其碑是否出于当时名能书者之手。今则举不可知!观王右军字迹,从未有见之墓石者,其故端有可思。是故郭先生以为江南所掘石刻,“使李文田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及“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有可能有羲之真迹的出土。使李的预言,
能得到全面的实现,”等语。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何也,以碑刻字体例,固与兰亭字迹无可通耳。
又查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颖川钟繇条:……“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云。按此即所谓太傅之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吾偶得元人著《衍极》一书。
其中有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米,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书,谓之铭石。”此语明显,堪作前文注脚。缘此之故,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隶正乎?是李跋前后所言,均属无所依据,是可不攻而自破矣。
考羲之本属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今梁陈间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此文田之误四矣。吾索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如云:“右军书兰亭序,在书法上不妨发挥他的独特性。
”又“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体字,还不登大雅之堂”等说法。这是譁众取宠。羌无故实。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什佰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同。
而地上所表立,地下所发掘者。累世迄均无一魏晋人行押书,此亦可思矣。溯自唐太宗令弘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真行书,为“圣教序”文刻石。及太宗御书之“晋祠铭”,以至后来敦煌发现之“温泉碑。
”(宝刻类篇,著录此名。)始次第开行草立石之渐。厥后高宗御书之“万年宫”,“李贞武,”及“大唐功德颂”皆真行之间也。而文皇父子,亦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贞观诸臣工,又均竟相模拓羲之《兰亭》书迹。
观魏徵对太宗言:“褚遂良下笔遒劲,得王逸少法。”又高宗龙朔间,许圉师称“魏晋以后,惟称二王,”斯乃可见一班。惟模勒《兰亭》,而能夺真,当时只得欧阳询“定武”一刻耳。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
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
又观右军年五十三,或恐风烛奄及。遂作“笔阵图”以遗子孙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此倘即为《兰亭》法以立家训否?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何渭“有梁以前唐以后兰亭之说耶!”此李文田之误五矣。
前义既粗陈。吾乃说向褚模“神龙本”之考究。据郭称:“神龙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也就是《兰亭》序的真本。”此浮誉难实,永禅师无可当。鄙意郭先生既找到了《兰亭》出于依托,此或不得不归之智永。抑或归之智永,始可弥缝其己之依托之说。
“墨池堂”所刻,吾不能举。惟知其中亦收有“神龙兰亭”,模手失笔极多。吾不久前在大公报“艺林”,见有署名启功者,谈《神龙本》兰亭一文。及附印有《神龙》全本。予以廓大镜照之,审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与通行石本初无二致。
不知此是否为宋人苏耆家《兰亭》三本之一,为耆子、才翁东斋所遗之物,题为褚遂良模者。如其是也。米南宫当日曾谓:“其改字多率笔为之,有褚体,余皆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
;云云。 予今据“艺林”启功先生所谈帖中一字。(每)与郭先生文中所考定为比。启功云:“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字的部分,则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度”。郭云:“这里的?每?字,最值得注意。他是先用浓墨笔写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笔添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