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兰亭 兰亭论辩中的书法名家高二适

让我们把目光穿越茫茫时空作一次定格的回瞻: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多位东晋名流,到位于今浙江绍兴市郊的山阴兰亭“修禊”,置身茂林修竹,借助流水曲觞,饮酒赋诗26首,最后由王羲之乘着酒兴,在蚕茧纸上挥毫泼墨,为诗集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兰亭序》手稿。

相传,对这一作品非常珍惜的王羲之,把它作为传家之宝。到唐代时,最终,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手中获得真本的唐太宗,爱不释手,高兴之际,让人临摹多本,分赐亲贵近臣,从此《兰亭序》摹本流散人间,而真本被唐太宗殉葬昭陵。在传世唐代摹本中,冯承素的“神龙本”被公认为最好的摹本。

往事越千年,谁曾料到,在公元1965年的我国学术届,就《兰亭序》真伪展开过一场惊动了最高领袖的论争!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而辩真的代表人物就是本文讲述的高二适。

在1965年第6期《文物》杂志上,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考证文章,6月10日与11日的《光明日报》作了连载。郭文根据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均为隶书所写这一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草书,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族亲,可见,《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而是伪作,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

他还进一步推断《兰亭序》是王氏第七代孙智永依托而“所写的稿本”。此论既出,立即在全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报刊纷纷争鸣,以致连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也“加入”了这场空前的“兰亭论辩”。

这一观点引起当时在江苏省文史馆工作的高二适的反对,他撰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和商榷。高文认为,兰亭笔意与王谢墓石书体迥异并不矛盾,这恰恰体现了魏晋之际多种书体并存的史实。认为决不能想当然地,要求王羲之写作兰亭序也必须用隶书。然而,他把文章寄给报刊,或因声望不及,结果不能发表。高二适就把文章寄给国学大师章士钊,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章士钊又将高文转呈毛泽东主席。

得悉此事后,毛主席于1965年7月18日写信给章士钊,对此争论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在写信给章士钊的同时,于当天又写信给郭沫若,明确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据此,郭沫若把高二适的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于1965年7月23日刊出, 1965年第7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

高的文章推出后,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极为热烈。连同郭沫若随后发表的《〈驳议〉的商讨》等,《光明日报》、《文物》杂志等全国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争鸣文章,讨论延续了六七个月,论者各抒己见,留下了文坛佳话——“兰亭论辩”。

高二适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有如下驳论:1. 认为《兰亭序》初无定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出现过《兰亭集序》、《金谷集序》、《临河序》、《兰亭》、《禊贴》之称,前人各文集之引征多从己意取舍,故不能以《兰亭序》名称不一作为推翻论据;2.

王羲之兼善各体,“行书之体,魏晋以来惟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札牍、碑碣书体的运用有别,不可以王谢墓志否定《兰亭序》;3. 唐太宗推崇《兰亭序》为唐代书坛嬗变所致。

唐太宗亦是大书法家,《兰亭序》若非真迹,“绝不能逃脱唐文皇之睿赏”;4. 郭将《兰亭序》断为智永依托,不能成立。“视智永之真迹,掠其七代祖而代之”的“补填”二字说,系“文过饰非”“不明是非”之举。1972年,高二适又写出《〈兰亭序〉》的真伪之再驳议》一文。高二适这种坚持真理、不怕得罪权威的实事求是精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他也“因兰亭论辩而名声大噪”。

当时,“兰亭论辩”的双方各执一词,因实证不足而相持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等以后考古发现吧!”到了1998年8月,在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中出土了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而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

这两方楷书实证纠正了“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且从墓中出土的铜砚、墨等书写工具来看,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这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据高二适的女儿高可可介绍,高二适1903年出生于泰州姜堰,1977年病逝于南京。他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他在青年时代即显露才华,续以一生爱书成癖,以诗书为命,“日夕揣摩,其味盎然”。禀赋加勤奋,使之最终成为书法、诗文俱精且见解独到的奇人。

他以诗文交友,并有幸得到了两位高人提携。一是通过向 《甲寅》杂志投稿与章士钊结识,章士钊年长高二适23岁,两人自1935年相识后,诗歌唱和,学问互契,高尊章为师,成了忘年交;二是以诗应征,得到常在报刊上刊登画作并征求题诗的岭南派书画大家陈树人的赏识。

高二适到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后来又到立法院作院长秘书,皆因陈树人的聘用或推荐。高二适后来没有随立法院去台湾,是听从了章先生的劝告;1963年,又因担任中央文史馆长的章士钊的推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然而就算面对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恩师,生性狂直、平生崇尚学问的高二适仍然表现出明辨执着的学术品格和本真性格。1971年,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经毛泽东主席特批,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作为礼品赠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而高二适却毫不客气地将其中的失误一一摘出,写成《纠章二百则》。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高二适因有在国民党立法院工作的经历,1956年,“肃反”运动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在“交代材料”中,高二适写道,他在立法院工作阶段,在重庆时,由于日本飞机整日狂轰滥炸,根本没法办公,后立法院搬到郊区,仍然无法办公,“公事日废,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泽古,不予外事……”高二适还供述了自己所结交的朋友:章士钊、柳诒徵、汪东、汪辟疆、沈尹默……“都是文字之交,我非文字从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与我交……”其磊落率真个性跃然纸上。

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的高二适,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高二适批校<刘禹锡集>》、《高二适手批历代书法经典碑帖》、《高二适书法选集》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是体现了高二适学术修养和书法艺术的重要著作。

其背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1959年,高二适写了该序,1962年复又写序,寄给章士钊看,“敬求行老师教正”(章士钊,字行严,故有此称——笔者注),序文中有“吾如在堂上典乐,而众班齐列,各执笙管……”可见是他自认的得意之作。

但文章寄出后,章士钊已带病去香港做统战工作,不久离世。高二适痛悼师长之余,也想起自己的这篇序,于是写信给章士钊的儿子,请其翻阅父亲遗物,如能找到这封信就请退还。当时,章的儿子回信称未能找到。不曾料想的是,前几年,这篇文章从章家流出,在北京的拍卖会上,被连云港的一位收藏家以13万元买下,这篇长达15页的文章得以出版面世。

作为书法名家的高二适,诗文同样出色。高二适1977年病逝南京,林散之含泪书碑,题为“江南诗人高二适之墓”。实际上,高二适一生“惟以诗书为性命”,他读诗爱诗,也常写诗,“虽在艰危困踣之中,亦不忘于制述”。

从那时起,其女婿尹树人便留心搜集岳父的诗作,30多年收集到300余首,后来,又经人提示,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央日报》副刊中找出100余首,前后相加共500余首,出版了《高二适诗存》。诗文出色的高二适因种种原因,生前虽然有心却没有出过一本诗集,这本诗集的出版,是否可堪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