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任性陈先达 陈先达:自由与“任性”是不能混同的 任性是自由的反面

就内在自由转向外在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合法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贡献。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就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使人有可能从追求内在的思想自由转向追求外在的由法律保障的自由权利。从纯哲学的自由转向政治制度的自由,从追求灵魂自由转向于追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的入法,可以说是人类自由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功绩。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包含不可解决的矛盾,这就是一些人的自由妨碍另一些人的自由。资本主义法律并不制止这种妨碍。资本主义法律上规定人人具有自由、平等、人权。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自由、平等、人权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与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至于所谓人权,也会由于贫富对立而导致对弱势群体,对穷人、对少数族裔、甚至妇女人权的侵犯。因此马克思最憧憬的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的那种会导致不平等、人权受到侵犯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与平等、人权能达到和谐的结合。

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另一个代价,是人的内心世界充满物欲,人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市场满足肉体的需求,但俘虏人的灵魂。无止境的消费欲,畸形的消费,使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窄,越来越空洞化。普遍的物欲,导致社会性的焦虑、浮躁和空虚,人感到需要转向追求失去的内在的精神自由。

可不少人不是转向精神世界的自由,追求高尚的世俗道德和伟大的社会理想和信仰,而是寻求无所依归的心灵的安顿处。宗教成为灵魂最佳的安顿处。或跪倒在主面前以自赎;或大声诵念观世音菩萨或南无阿弥陀佛,以求心安。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可以起到道德教化和良心的净化作用,但这只是追求个人的心灵的抚慰与疗伤,还不能算是真正在寻求精神家园。

其实,即使在号称自由王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与“任性”同样是不能混同的。法律保障自由权利,并不保障任性。当合法的自由权利变为不受约束的任性,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学术自由属于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属于思想者,属于科学发现和发明,属于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漫骂、侮辱、造谣,以及种种损伤别人的人格与尊严的言行,并不属于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自由是与责任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拥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后果必须自负。法律保障的是言论自由,但并不保障言论自由的所有后果。不负责任的自由言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而是特权。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自由都与责任相关。

自由主体也是责任主体。不承担责任,不应享有自由;不享有自由,则不能追究责任。处罚没有享有自由权的人的责任,就是专制;而对滥用自由权负有责任者的放纵和庇护,就是徇私枉法。法不阿贵。自由和责任的相关点,应该由法律规定,而不是由领导人的意志规定。

我们的国家应该遵守宪法,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但不能纵容任性。我们应该宣传自由权利与任性的区别、告密与举报的区别。告密败坏道德,举报维护正义。一个社会如果奖励告密,是人人自危相互猜疑的阴暗的社会;如果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道德与非道德,都淹没在集体沉默中,就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责任感、没有是非、没有敢于担当者的社会,是一个普遍没有理想和信仰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