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人品不好 郑鄤人品好不好 是被温体仁成心陷害 还是就是个伪君子?
“人品好不好”实在有些漫无标准,来谈谈郑鄤在其人生的各方面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吧。郑鄤的问题我虽然一直感兴趣,但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史料,请各位不吝指正。 1、郑振先、吴氏的长子郑仍孙 郑鄤杖母之事虽然扑朔迷离,但从他在审讯中供认杖母有实来看,此事必然有所根据,毕竟他也是亲历了杨左之狱的人,知道假招供对锦衣卫是无效的。
关于此事,他的好友文震孟之子文秉在《烈皇小识》里是这么说的: 杖母者,郑为孝廉时,父振先私宠一婢,为嫡吴氏所虐。
振先与子谋,假乱仙以怵之,吴氏惧甚,愿受杖以赎罪,即令此婢行杖。行次,鄤不禁失笑。吴氏大怒,谓渠父子私构此局,遍愬三党。由是喧传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 照此来看,郑鄤为了调节父母间的关系还是很努(dou)力(bi)的,可惜功亏一篑,喜剧变成了闹剧。
传扬他“杖母”之事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他的亲妈——当然,亲妈大概不是要置他于死地的。 黄宗羲为郑鄤做墓表,也提到类似说法,但认为只是“竹箆参话”,请尼姑用禅宗当头棒喝之法震慑了吴氏,夫人也没有四处传播。
不过黄某却讲了另一件事:郑振先带着小妾住到佛寺里去,“颇为人所指”,把郑鄤羞的不行,只好设法调节。墓表是刻在墓碑上的,必定要经过家人审阅,此事应属可信。
那么究竟郑翁吴媪,哪个更为坑儿,还属未知之数。 常州人郑鄤杖母之事,湖州人温体仁是从郑鄤的同乡、堂舅、大学士吴宗达那里听来的。吴宗达和郑鄤的关系不好。温体仁就以此为证据举报郑鄤。
据郑鄤说,他的另一个同乡远亲、戎政尚书陆完学也要置他于死地。崇祯十二年郑鄤案终审的时候,他的亲弟弟郑郏出庭作证他有罪……其中的种种恩怨曲直,外人恐难悉知,更难以评判。郑鄤用政见分歧来解释吴宗达和他的疏远,谈迁《枣林杂俎》说在郑鄤在北上之前不去见吴宗达导致后者忍无可忍,计六奇《明季北略》则用郑鄤夺去吴宗达儿子的监生名额来解释。
不过,从郑鄤在自述年谱对其父出家一事也用政治失意来解释的例子来看,他倾向于从政治上解释整个案件,而那些传闻虽然琐细且未必属实,但也可说是提示了这一事件的另一面向——地方社会中士人关系的恶化。
何况,在郑鄤发生时已经致仕的大学士吴宗达和挂兵部尚书衔的陆完学,恐怕不太需要以此讨好温体仁了。
此案的发生,不只是中枢政治斗争激化的表现,也有其根植于郑氏家族内部和武进地方社会中的因素。 2、武进乡绅、峚阳先生郑谦止 若以我的眼光来看,郑鄤最大的“黑点”,倒是他是一部分时人眼中的跋扈乡绅。
《明季北略》在郑鄤本末条下收录了两篇长文,观其内容可知是不同作者的独立文章。此书的体例,实为在编年框架下的汇编,非出于编者计六奇一人之手。其中第二篇作者系曾观摩郑鄤行刑场面者,且与许曦相识。
他介绍郑鄤在乡时期的作为说: 计后登枢,在廷在野,岁月均也,棱角不无太露;而两院之重情关说以千百计者,必归之。方面有司,黜涉凭其一言;覆命计典时,必先为请正,而后送阅其本稿。又诸生科岁、儒童泮取,督学之所严重其关节者,片纸灵于敕语矣。
名高厚实,两踞其巅,天且忌之矣。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地方“绅权”最强的一段时期,江南又是明朝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绅权甚重。这种绅权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他们以科举同年同门、学术师生、官署同事等关系联系官僚机器中的同仁,与地方官参议本地政事,并影响本地官员考察、科举考试等事务。
当年东林书院中的议政,亦非单单议政而已。郑鄤的这些举动,若为真有,则是他们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
不过这方面我没看过更多参证,这里仅录以备考。 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计后登枢,在廷在野,岁月均也”。晚明因为政治斗争激烈,官员常有长期罢废后复起者。本来官员的迁转中,是按实际担任官职、发放俸禄的年限来作为硬性条件的,但当时有一种倾向,即以官员入仕取得官身、或升任某一官职以来的全部时间来计算,乃至中间在家闲居的时间都可算入,称为“论资不论俸”。
这样大大有利于起复官员迅速获得高位、追上那些不曾免职的同僚。
因此,郑鄤于天启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但还未散馆就回家了,从未正式担任官职,在十多年后竟被人看成是高官候补。明末就是这样一个魔幻的时代。 此外,郑鄤在乡交往极多,据说私下也颇为追求生活情趣。
这给他在当地招来了不少厌恶者。温体仁去职后,武进人许曦也上书弹劾郑鄤,坚定了毅宗对郑鄤的反感,之后郑鄤的同乡杨某也出来作证。鲁王朝太常寺卿林时对在《荷牐丛谈》中引用武进人、御史王章的话说: 平生厚自奉,极声色之娱。
而外示俭朴,萧然简淡。王忠烈公章与同里,极鄙之。常言:渠初附孙宗伯淇澳,宗伯喜读书,每往谒,有所问,则口诵如流,以故极称之。不知其左右皆饱鄤贿,宗伯阅其书,必先驰报耳。黄石斋太史,留止其家,装假母以承欢,煦煦色养,心痛报病,尤为奇幻。
黄太夫人语石斋:『汝虽孝,能及渠耶』?则太夫人先被欺,何怪黄公终身屈服。王章也是武进人,在甲申之变中不降李自成而被杀,弘光朝赠谥“忠烈”,以旧道德来衡量,他的道德资本可以说是和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相当的,故引用他以免“偏信小人”之讥。
这里面的细节究竟有无,亦难定论,但郑鄤被一些武进同乡反感,可谓事实无疑,这又不是温体仁所能鼓动的。 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孙慎行、文震孟、黄道周等人交好郑鄤,犹如顾宪成交好李三才,乃是被其诈术所骗,让清流不慎染上了污点。
我们倒不必管郑鄤是亮点还是污点,他这个善交朋友又善得罪老乡的作风,倒是和乃父有些相似。郑振先当年也结交了顾天埈、李腾芳、汤宾尹这一班儿号称昆党、宣党的好朋友,而他的政敌攻击他时也说他是“”咆哮毘陵、乡绅不齿”。
这种行事风格,或许正是武进横林郑氏在明末时期的家风啊! 3、一生不曾正式授官的庶吉士郑鄤 温体仁以内阁首辅之尊,亲自弹劾郑鄤,被视为他政治生涯的巨大黑点之一。
按郑鄤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温体仁知道了他写了一篇有攻击温体仁内容的奏稿,与温体仁见面期间又在言辞上得罪了他,遂引来一场大祸。若从当时的政局分析,则在郑鄤入京后,其好友、大学士文震孟亦被温体仁亲自弹劾而罢免,郑鄤案起初是这场政治风波的余波,不意竟成为更加有名的明末奇案。
不过,郑鄤和温体仁的关系,倒未必如他自己记述的那样了无瓜葛,且其中更牵涉钱士升、唐世济等明末名臣。
文秉这样记述郑鄤案的起因: 鄤为壬戌庶吉士,建言蒙谴,林居亦十四年矣,与嘉善皆出华亭之门,称先后同门。 郑之得馆选也,宜兴口诛笔伐,不少宽假,郑心怒之。辛、壬之际,攻击宜兴、乌程者甚众,郑因昌言:“宜兴决不可留,而乌程实可大用,言路不当并攻。
”嘉善心善其说。既入政府,即力誉郑于乌程,乌程唯唯。 嘉善邮寄郑书,谓:“当急来,吉致子情于乌程矣!郑复寄讯先文肃,先文肃力阻其来,郑反有愠心,以文肃之相为,不如嘉善也。
至是,赴京补官,嘉善复言于乌程,谓:“某已来,是人可备先先生药笼中物,当以馆职畀之!”乌程复唯唯。 武进旧辅,郑族母舅也,力毁郑于乌程,乌程信之。 适时乌程新逐香山与先文肃,长安哄然不平其事,郑亦随众持愤激之论。
乌程侦知之,谓郑特假语以欺嘉善耳,遂具疏纠郑。 疏成,语嘉善曰:“今为郑某事具疏,当与老先生同题。”嘉善欣然。乃取视,则纠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词。
乌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愿预也。”遂独具名以进。上方欲以孝弟风励天下,览疏震怒,下鄤于锦衣狱。文秉的记述透露着对郑鄤的不满。但作为东林遗(yu)裔(nie)的他,即使对郑鄤不满也没必要扯进郑鄤向温体仁示好这种以东林史观来看是“毁灭性”的政治丑闻来泼脏水,由此看来这段记载的可信性是比较高的。
原来郑鄤在崇祯四、五年首辅周延儒和辅臣温体仁同时遭受攻击时,曾经拉温体仁而压周延儒。其同出钱龙锡之门的状元师兄钱士升因此向温体仁推荐郑鄤。
他的那位好友文震孟,倒是认为郑鄤此时不宜出仕。根据郑鄤自己的说法,他在上京途中准备了一份弹劾温体仁的奏疏。在温体仁看来,这大概是郑鄤在耍自己也说不定。
“郑鄤,你算计我!” 温体仁的心中,大概曾如此的呐喊着。 当然,作为站在翰林系统顶点的首辅,亲自以丑闻事件弹劾一个翰林后辈,本身就已落了下乘了。温体仁的名声因此而大减,也并不冤枉。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些更夸张的记载。
李清《三垣笔记》: 郑庶常鄤入京,以温辅体仁异调,恐阻己入馆,逢人肆诟,谓「吾必纠体仁」。然特以恐吓为胁制耳,实无意纠也。体仁知之,遂为先发制人计,而蔑伦词臣之疏出。 这个逢人就骂温体仁的程度,就比郑鄤的自述要深了。
谈迁《枣林杂俎》认为文震孟入阁后向温体仁推荐郑鄤,甚至无意间说出了威胁的话: 文文起入相,以同年荐之。乌程曰:「词林自有故事,万历己丑庶常蒋恬庵 ( 孟育 ) 终养,及起家,犹同后辈课馆,且欲外转,周砺斋 ( 洪砥 ) 谓以齿夙得留。
今郑庶常不得违例也。」文起曰:「郑尝建言,与蒋恬庵不同。」亡何,嘉善钱相国 ( 士升 ) 及唐总宪 ( 世济 ) 各恳乌程,许其题补。
一日文起语乌程曰:「老先生不用郑庶常,彼善作文者。」乌程意沮。钱士升和唐世济都是和温体仁关系不错的,他们愿意向温体仁推荐郑鄤,其实也说明温、郑的关系当时实际并不算差。但温体仁是个办事严格守矩、注重维护翰林特有传统的官僚,要说服他让郑鄤跳过庶吉士见习期马上授官,是不容易的。
郑鄤之所以准备弹劾稿,恐怕也是对此心中有气。后来温体仁在北京见到郑鄤,温体仁颇为恭敬,而郑鄤则话里带刺大发议论。郑鄤或许没有觉察,但在温体仁心中,大概已经是放弃了最后的幻想、忍无可忍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在这件事上郑鄤的低政治智商表现,其实也颇肖其父。郑振先是顾天埈、李腾芳等名翰林的朋友,万历三十六年以非言官的工部主事之身,上疏痛批被认为是沈一贯一党的阁臣朱赓、李廷机,自己惨遭贬职贵州,堪称政治自爆兵。
此举被不同立场的叶向高认定为为同党开路。万历三十九年,郑振先成了秦人、东林、三党等多方博弈中的政治筹码,被“同乡同声气”的主察者、河南道御史汤兆京给卖了,在京察中结束了政治生命,连泰昌时期的召还恩典都无法享受,为此“常忽忽不乐”,显然这也非其当初上书时所期望的结局。
郑鄤自己在天启时期也是以上书而罢免。到了崇祯朝,稍稍在大魔王温体仁的面前玩弄了一下权术,不料正好“逢彼之怒”,和自己在家族、地方上结下的恩怨搅在一起,最终身败名裂,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
综合来看,郑鄤是一位努力调节父母矛盾的好儿子,一位交游广泛谤誉兼获的江南名士,一位积极参与地方政务的常州乡贤,一位有些蠢萌的不合格政治人物。
同时,他还是有诗文之名的文学家,这方面我就丝毫不懂,但看自述年谱也觉得很有意思。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文豪张岱《石匮书》的话,看看他笔下那个杀伐果断、威风凛凛,把东林打到无路可走的温体仁: 此時南方之强,一網打盡,失身婦寺,無以自置鬚眉;而東林耆舊,居然自附清流矣!
南人無計,思欲少砥狂瀾,則周延儒、温體仁二君子者繇此其選已。
宜興雖不究其用,而烏程殺一鄭鄤則道學無色,黜一黄道周則號召無人,逐一文震孟則報復無路,錮一錢謙益則奥援無門。张岱是讨厌东林的,他笔下的温体仁如果不是英雄,至少也是个反英雄。但当日真实的政局,真的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吗?文震孟曾经说过“温体仁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狡猾呀”,郑鄤也向温体仁示好。
高攀龙的学生钱士升、温体仁的同乡同年唐世济等人更是从中说项。如果这一切,在崇祯八年逐文、劾郑的激变之前,并不全都是温体仁操纵的大阴谋呢? (在此要感谢新浪网友黄昏之心整理的诸多资料及撰写郑鄤相关文章,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