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该不该杀 张学良杀杨宇霆有没有过错?
杨宇霆辛亥革命前一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副官。辛亥革命事起,转任奉天军械所所长。由于他聪明能干、计谋过人,有一套钻营手段;也由于他有同学如段祺瑞手下健将徐树铮的关照,逐渐获得了张作霖的赏识。
1916年在全国反袁的声浪中,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不久死去。在杨宇霆的参与策划下,张作霖会同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用武力赶走了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夺取了奉天政权。张作霖爬上了奉天督军宝座,冯德麟成了他的副手,帮办奉天军务,杨宇霆也由一个中校所长一跃擢升为奉天督军公署参谋处长、参谋长。从此,杨宇霆便成为张作霖身边的智囊人物,出谋划策,颇获信赖。
1917年冬,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离职。代总统冯国璋为筹谋当选正式总统,积极扩充实力,利用参战的借款购买了一批甲种步兵师用的军械,准备成立4个总统警卫师。段祺瑞对此很不满意,又无力阻止,便采纳联奉的策略,派徐树铮为代表赴奉天。
在徐树铮与杨宇霆的同谋下,探明这批军械运抵秦皇岛的时间,由张作霖派出武装部队,演出了一幕哄动一时的“秦皇岛截械”事件。张作霖用这批军械装备了1个军,名曰“光内奉军”,在天津成立奉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以威胁冯国璋。
随着张作霖对杨宇霆的宠信加深,杨宇霆的野心开始暴露。他和徐树铮谋划利用奉军势力,培植和发展自家实力,以便自成体系。他们背着张作霖另编了4个旅,军官由二人各安插一半,此事被张作霖亲信张景惠所察觉,密告张作霖,张作霖大为恼火。不久,便以徐树铮假借自己的军权,擅自杀掉曾任陕西督军的陆军上将陆建章为理由,撤掉了徐树铮的副总司令和杨宇霆的参谋长职务。从这时开始,杨宇霆离开了奉军。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张作霖由于援助了直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他拥有了东北的地盘。张作霖的权位愈高,野心也愈大。他虽然拥有一些老部下,如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但作为奉系军阀的砥柱,却日益感到在这些人中,没有谁能够比得上杨宇霆的精明干练,可以为他出谋划策,因而他有意重新起用杨宇霆。
张作霖命令吉林督军孙烈臣打电报邀杨宇霆回奉天。正在为谋生而奔走的杨宇霆,接到孙烈臣的电报后,很快返回奉天。张作霖立即委任杨宇霆为巡阅使署总参议,代拆代行,参与戎机,处理全署一切事宜。一时间,张作霖又开始宠信杨宇霆。
1922年5月,直奉两系因组阁争吵而交恶,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在张景惠的总指挥下全线溃退,逃回关外。从这次失败中,张作霖深感他手下的旧派军官学术粗疏,指挥无能,军队缺乏训练,非严加整顿不可。于是,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重用留学东西洋的新派军官,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人在奉军中的地位与作用急遽上升。
经过这些人2年的经营整顿,改变了奉军的面貌,在1924年冬开始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实力增强,加上直军第三路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军大败。直军总帅吴佩孚逃往武汉,张作霖挥师入关,乘势夺得中国的半壁江山。北起幽燕、南抵淞沪,全都成为奉军的地盘。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张作霖对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策划军机的杨宇霆更加宠信。杨宇霆战场得意,声势也更加煊赫起来。
那么,杨宇霆是从何时开始走下坡路的呢?
杨宇霆走下坡路,是从“督苏”开始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等都捞到了督军头衔,尤其杨宇霆捞得江苏督办一差,甚为得意,而战功卓著的郭松龄一无所获,甚为愤懑。与郭松龄关系极为密切的少帅张学良,也代为不平。杨宇霆赴江苏就任时,向张作霖请示派一支部队一同赴江苏以壮行色,并可补充奉军在宁、沪的两个师。
而作为张作霖的接班人,张学良不但不予支持,反将原驻浦口的刘伟一旅调回,以示拆台。骄傲自负的杨宇霆,一怒之下只带若干卫士前往赴任。由于其兵单势孤,贪功轻进,不到10天,即被孙传芳、陈调元逐回,丢官失地,颇为狼狈。一时间,杨宇霆的声望为之大挫。
不久,郭松龄在“清君侧”、“诛杨宇霆,逐王永江,消弭战祸”的口号下,举起了反奉的旗帜。对此,不少人认为是杨宇霆“妒能抑功”,把郭松龄逼反的。由此,张作霖对杨宇霆也产生了疑虑。特别是张学良,不仅失去了多年的得力臂膀郭松龄,还因此遭到父亲的严厉责怨,所以对杨宇霆的迁恨与日俱增。
杨宇霆是一个骄傲自负忘乎所以的人。他自恃功高,有张作霖做靠山,根本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也觉察不到周围对他的疑忌和不满,仍然一意孤行。在他的竭力怂恿下,张作霖又第三次入关参加了内战,在这一点上,他又和张学良“休养生息,伺机而动”的政治主张大为矛盾。
这时,第三、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因为“害病”离职,杨宇霆说服老帅让其取代了韩麟春的军权,与张学良同任军团长,张学良对此极为不满。但碍于父亲,不得不虚与委蛇,实则时刻提防,不予合作。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子继父业,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杨宇霆则以“老臣”自居,轻视张学良,动辄直呼张学良的字“汉卿”,露出教训口吻。开始,张学良虽不满,但还勉强隐忍。时间长了,这位初掌权柄的青年将军则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在杨宇霆与骄横鲁莽的常荫槐串通一气后,张学良就更加无法忍受。
常荫槐, 1912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校。第一次直奉大战时,曾任许兰洲的骑兵集团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他“铁面无私”,有股“猛劲”,从而获得张作霖的信任,曾当过军事执法处处长、奉天全省清乡局总办、京奉铁路局局长等职。
在任职期间,曾因“不讲情面”,杀戮过多,引起各方面不满,开罪了不少人。他和张学良的亲信——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不睦,芥蒂很深。但常荫槐对杨宇霆却十分推崇,多方支持。比如:杨宇霆要扩充兵工厂没钱,常荫槐欣然表示铁路局方面可以拨款;反之,张学良想补充军费,常荫槐则断然拒绝。对此,张学良很是难堪和恼恨。
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被炸死后,张学良决定让万福麟兼任省长,碍于杨宇霆的极力推荐和支持,张学良才不得不改任常荫槐为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到任后,飞扬跋扈、专横擅权,丝毫不把万福麟放在眼里。他自行组建所谓“森林警察”,添购大批新式枪械,作为自己掌握的武装。万福麟自恃是张作霖的亲家,又是奉系的“元老”,对常荫槐的骄纵专横,十分恼怒,屡次向张学良哭诉。
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日本人中自然有许多老朋友。而且张作霖在世时,和日本人的来往与交涉,如借款、购买武器、请兵镇压郭松龄等,都是杨宇霆一手操办,而张学良和日本人则有杀父之仇。在张学良掌政后,杨宇霆和日本人的来往不仅没有收敛,而且书信往来过从甚密。
张学良曾两次安排杨宇霆到黑龙江和吉林去担任要职,都遭到其拒绝。杨宇霆却整日在公馆内接待各方面的官僚政客,优礼相加,倍加笼络。杨宇霆的这些表现与举动,不能不引起张学良更多的疑虑和不安。
由于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弄得精疲力竭的奉系军阀势力在遭致郭松龄反奉的沉重打击后,更加衰败,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张学良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接手掌握东三省政权的。在外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日增,虎视眈眈;在内部,常荫槐与杨宇霆结成一股势力,专横弄权,咄咄逼人。因而东北政局中的不少人,对张氏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下去,深为忧虑。年轻少壮初掌政权的张学良,也是大伤脑筋。
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同时由于当时派系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巩固张氏政权、保住东北地盘,张学良开始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接触,谈判“统一”、“易帜”问题。对张学良的这一政治主张,奉系势力中的多数人是支持的,惟独遭到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竭力反对。这样一来,旧怨新隙,迫使张学良不得不再次考虑对杨、常二人怎么处理的问题了。
要除掉杨宇霆,张学良这个决心并不好下。在一段时间里,张学良曾一度想在表面上缓和这种矛盾,经常在晚间携夫人于凤至到杨宇霆的公馆去拜访。示意于凤至和杨宇霆的三姨太结拜干姊妹,张学良还亲自为他们写了“兰谱”,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过府去。
结果,都被退了回来,理由是“行辈不对”。这使张学良感到受了轻视和侮辱。对此,张学良曾拟定过3个办法:一是干脆把政权让给杨、常二人去干,自己离职出国,但又恐部下不同意他下野;二是硬把杨、常二人撤掉,驱逐出境,又恐他们不肯俯首听命;三是只杀掉常荫槐,去掉杨宇霆的羽翼,又恐打草惊蛇,反受其害。最后,才决定把他俩一起除掉。
1928年秋,张学良丧父未久,杨宇霆却肆无忌惮地在青云寺私邸为其父祝寿,大摆筵席。一丧一喜,对照鲜明。当天,杨府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彩棚高搭,宾客满座。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和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系都派来代表祝贺;日本政界亦派有代表;东北各地方官吏,更是趋炎附势,争相送礼。
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寿庆的总招待;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名伶程砚秋来唱堂戏。杨宇霆气魄之大,声望之高,俨然是东三省的第一人物。
这天午后,张学良也亲自到府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仪相待,极为冷淡。目睹杨宇霆的这番气势和举动,促使蕴育在张学良心中的杀杨念头大为提前了。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以将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纳入管辖为由,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常荫槐担任督办。张学良表示,目前东北刚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应从长计议。杨、常二人则坚持立即决定,并取出已经拟好的条文,要张学良签字。张学良推说到了晚饭时间,待饭后再定,并约二人共进晚餐。他们推说回去用饭,然后再来,说罢扬长而去。
二人走后,5点半钟,张学良用电话把警务处长高纪毅召进帅府内室,对高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常荫槐为铁路督办……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像话了!
现在他们正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两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高纪毅问:“在何处执行?”“就在老虎厅!”接着张学良又以轻松的语气嘱咐高纪毅:“他们两人身上都带有短枪,你可要注意!”接着又派刘多荃担任府内外的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高纪毅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官谭海,挑选了6名精明干练的卫士,埋伏在老虎厅四周。
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杨、常二人又相偕而来,走入老虎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执枪闯入老虎厅。高纪毅向杨宇霆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即处死,立刻执行!”杨、常二人听了目瞪口呆,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卫士们立即扑上去,分别将杨、常二人摁住,各由1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
当时的杨宇霆,不仅在奉系军阀内,就是在国内各派军阀中,甚至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杀掉了杨宇霆,而且是秘密杀掉的,在国内外都会引起很大震动。张学良充分意识到如果处理不好,对政权的声誉和巩固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事后张学良立即指令高纪毅把荣臻、米春霖、刘鸣九等人召来府内,研究处理善后事宜。他们一面电告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即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拟写布告和电报。
次日清晨,张学良把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请进府内,宣布这一事件,并郑重宣布:除杨、常二人外,包括其家属在内,绝不株连任何人。当即通过了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联名的通电,公布杨、常罪状。
同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也发布了同样内容的布告。电报和布告内容指责杨、常“私心朋比,操纵把持,致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二人怂恿拨弄而成……”同时列出了三大罪状。
与此同时,张学良等还连续给各县知事、各军队长官发出了内容大体类似的电报,要大家“东川内情,共明真相”,以免“传闻失真”,并“仰各安心任事,勿事虚惊”。各市县都及时地转达了电文和张贴了布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