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刚专访】上观专访钱永刚:父亲钱学森的最后22年[图]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表彰23位“两弹一星”科技功臣。其中,钱学森无疑是最受关注者之一。他因已卧床未能出席,大会后在家中举行了授勋仪式。

10年前。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之路,病逝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就在两个月前,中央领导去家中探望时,钱学森还欣然表示:“我要活到100岁!”

1987年4月,钱学森、蒋英夫妇在德国留影。

钱学森与夫人蒋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钱永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移居美国,儿子钱永刚当年也曾留学美国5年,回国后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直到双亲去世。

在钱永刚眼中,父亲是位嗜书、喜静、乐观的老人,耄耋之年虽常年卧床,但他安之若素,从未抱怨生活质量不高。同时,他的思考并未停止,晚年不仅发出了“钱学森之问”,还倡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建议大幅缩短学制,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拒公开回应“亩产万斤”旧作……在诸多领域,提出了相当富有远见的新论述。

在钱永刚看来,“父亲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

钱永刚

1948年10月生,钱学森、蒋英夫妇之子,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理学硕士,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等。

退休后从未停止思考

2005年发出“钱学森之问”

高渊: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

钱永刚:因为他是院士,当时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并没有办过正式的退休手续。1982年,他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5年后又卸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去办公室了。不过,那个办公室一直保留了22年,直到他2009年去世。

高渊:他那个时候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永刚:对,他是在1986年第六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当了两届多,一共12年,到1998年卸任。

刚开始那几年,全国政协的开闭幕式他都参加的。1988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还代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作了工作报告。但后来,他慢慢要坐轮椅了,就让秘书代他请假,有文件也让工作人员去取,拿回来他会认真看,并附上自己的建议。

1989年3月,钱学森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年近八旬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思维活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高渊:钱老晚年在做些什么?

钱永刚: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后我父亲的思考从未停止。从1982年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到1996年的那14年,是我父亲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1996年后,也就是他85岁以后一直到去世的13年,主要亮点就是2005年发出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在国内第一次提出系统工程

并推广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

高渊:退休后的前14年,钱老做了哪些事?

钱永刚:从1982年到1990年,他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还有人体科学、社会科学。

系统工程的概念萌芽于上世纪40年代初,1978年5月,我父亲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系统工程,他和另外两位同志合作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

全文一万多字,没有一个数学公式,深入浅出地阐述系统工程,把系统工程的理论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14种在不同领域可以实践的系统工程。

高渊:他一生研究航天,为什么这时候转向研究系统工程?

钱永刚:这跟周总理有很大关系。周恩来生前曾跟我父亲说,学森同志,你们航天的这一套,是不是可以推广到社会的其他行业,让他们也都来学学呢?周总理去世后,我父亲一直惦记着总理的嘱托。他对那些年从事航天事业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梳理,提炼出系统工程理论。

他用了三年时间,先是归纳出系统科学体系,随后提出构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提出了认识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法论,这就是他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到了1990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就是他那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高渊:系统工程理论可以推广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

钱永刚:1990年那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我父亲把工程系统工程提升到了社会系统工程。紧接着,他向中央汇报,建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组织一批国内一流的专家,按照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从全局出发,讨论宏观的战略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站位高,不再由一两个部委提出方案,而是由一个国家级的咨询班子出主意,可以跳出职能部门视野的局限,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问题。

这就像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上谁会相信中国能搞航天,但由老一代领导人果断决策,老一辈科学家与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中央决策,这就把国防安全的主动权抓在了手里。

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迄今为止仅此一人

高渊:当时钱老有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过改革方案?

钱永刚:他曾指导中国航天710所做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试验。就是运用总体设计加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国家粮油补贴方案做数据模拟。

那时候,中央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途径就是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但这会使城市粮价产生波动,进而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怎样既让农民增收,又让城里人减少损失,就需要在城乡之间找出一个最佳平衡点。

710所的方案做得很漂亮,实际误差在3个百分点之内。当时有领导说,如果我们国家的政策都用这套办法来验证,就能大大降低拍脑袋决策带来的风险。

后来,钱学森将710所运用的这套办法,总结归纳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这就是认识和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

高渊:钱老刚退下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工程系统工程发展为社会系统工程?

钱永刚:对,他是接地气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目标,由此也引出了他在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两大学术亮点,现在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可。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科学已经不是自然科学那一点东西,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他希望大家能用这样一个体系,去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而不仅仅只运用几门学科的知识。

到了1991年10月份,我父亲80岁的时候,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只授予了我父亲一个人。

“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高渊:他发出“钱学森之问”经过了怎样的深思熟虑?

钱永刚:往小了说,他思考了好几天。

那是2005年7月下旬,我们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过几天要来看望我父亲。那年他94岁,当时住在解放军总医院。

第二天,温家宝总理一来,我父亲就把他对教育的思考都说了:“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高渊:钱老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多久?

钱永刚:这个问题是他2005年发问的,其实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年他首次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

在我父亲看来,我们的教育太传统,只是教授人们简单系统里的科学与技术知识,以及如何学会用还原论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简单系统的问题。但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简单系统,还有简单的巨系统,更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而系统科学发展的成果,使我们有可能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集人类知识和经验之大成,实现古人所说“集大成,得智慧”的梦想。智慧比知识更高一个层次,如果我们在21世纪真的能把人的智慧尽可能地激发出来,我们就能培养出真正一流的人才。

往大了说,这是他很多年来对“大成智慧教育”的思考。

高渊:“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是通才教育吗?

钱永刚:很多人只知道钱学森是 “两弹一星”元勋,其实他还是一个难得的、在各方面融会贯通的通才,他的学识是非常系统的。

“大成智慧教育”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新的通才教育观。他对通才的认识运用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通”是在“专”的基础上通

“专”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再专。学生的跨学科跨度越大,创造性才会越大。他提出,不仅理工科要结合,而且要理工文结合,甚至科学还要与艺术结合。因为科学培养的是逻辑思维,艺术培养的是形象思维,逻辑与形象思维要相辅相成。

“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另一核心,就是现代科学教育体系。客观世界的知识太多,新知识层出不穷,我父亲晚年将现代世界上的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11大部类,纵向分又有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技术科学等。如此一来,再多的课程也能容纳在这个横纵的体系中。

钱学森晚年在家中书房撰写论文。

高渊:如何具体操作,钱老有设想吗?

钱永刚: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成才周期太长。一般来说,都是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本科4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四五年,念完都快30岁了,脑瓜最好使的阶段被耽误了。

他以他自己读书和后来教学、科研几十年的经验,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大大缩短。他提出,从4岁到12岁用8年时间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从12岁到17岁5年读完高中和大学本科,然后18岁做一年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即可工作了。如果要念博士,可以再学三四年,20岁出头毕业。这就是他理想中的“大成智慧教育”的学制。

高渊:这样的学制会不会只适合于智商比较高的学生,国内有没有“大成智慧教育”的试点?

钱永刚:现在全国有46个大学、中学、小学分别设立了钱学森班,遍布19个省市自治区。学校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结合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提出各自“钱学森班”的建设方案,并付诸实施。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21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

服用超大剂量维C、维E和复合维生素B

维C服用正常剂量的100倍

高渊:钱老在医学方面也颇有研究?

钱永刚:从80年代初起,他开始关注人体科学。他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是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医学。他认为,人体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要重建人体科学这个科学大类。

我父亲甚至认为,医学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中医现代化。他觉得,西医还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简单的系统,考虑问题太简单,人体哪有这么简单。

高渊:他有没有为自己对症下药?

钱永刚:这方面他是中西医并行的。中医方面,他跟我母亲学习做气功,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

西医方面,他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鲍林教授曾来看望他。鲍林是位化学家,拿过两次诺贝尔奖,他有个理论是老年人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有利健康。我父亲信他,便开始服用。当时保障他健康的医生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剂量太大。我父亲说,我的健康我自己保障,不向解放军总医院领维生素,我自己买。

高渊:超大剂量维生素达到什么程度?

钱永刚:比如维生素C,他吃的是正常剂量的100倍。传统医学理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体吸收不了那么多,吃下去又排泄出来了,等于没用,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但我父亲认为,在化学中,有一种东西虽然参与化学反应过程,但自身不损失一厘一毫,这就是催化剂,维生素就是起催化剂的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我父亲去世,他一直服用超大剂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E和复合维生素B。国内药厂生产不了这么大剂量的维生素,正好我妹妹钱永真生活在美国,就让她定期买了寄回来。

高渊:你观察下来,这么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对钱老身体好不好?

钱永刚:应该这么说,他98岁去世,到最后脑子没糊涂。他90多岁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聊天,他就会问那个老朋友还在吗?我说,走了。他说,你看他们不听我劝啊。后来,医院也不拦着了,说钱老您就吃吧。我们从美国买的维生素,组织上还让我们报销,父亲说,算了算了,就让永真掏钱吧。

“亩产一万斤远远小于理想数”

高渊:1958年6月16日,钱老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明确提出: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2000斤的20多倍。后来社会上都在议论,钱学森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对此,钱老晚年是怎么看的?

钱永刚:我父亲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一文,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的观点。当时,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淮河流域亩产500斤,长江以南亩产800斤。

那时候,我父亲回国没几年,但他一直很关注农业现代化。他曾设问:如果更好地利用太阳能,是否可以突破“4、5、8”?他在那篇文章中还说,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亩产万斤粮是可以实现的。

这篇文章被一个记者看到,就摘录“加工”成一篇豆腐块文章,发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当时是大跃进时期,这话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大科学家钱学森说亩产万斤没问题,传着传着味道就变了。

高渊:钱老没有亲笔写那篇短文?

钱永刚:首先,我父亲有个习惯,但凡报刊、杂志刊登他写的文章,他都会做记录,而这篇没有记录;其次,他写的都是大文章,怎么可能写一小段文字来论述这么大的问题,这不符合他作为一位科学家治学的一贯严谨风格。

高渊:有人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吗?他怎样回应?

钱永刚:当然有人提,但他基本不吭声。只有一次,有位海外学者给他写了封信,问他这件事的真伪。我父亲回信说,先生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一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亩产万斤粮的坚信。

到他90多岁的时候,他的秘书有一次问他,现在又有很多人提当年这件事,是不是写篇反驳文章,您不写的话,我来写。我父亲说,我不写,你也不准写。秘书又说,那等您百年之后我再写?我父亲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也不能写,不然别人都会认为这是我走之前交代你们写的。

上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思考问题。

高渊:钱老为何不让公开撰文反驳?

钱永刚:我是这样理解我父亲的心思:虽然我当年的讲话被曲解,但冤枉就冤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用再来为这事翻案。同时,他坚持他的观点,就是以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粮食亩产万斤是可以实现的。

最爱读书

一辈子不喜欢高朋满座

高渊:钱老晚年性格怎样,喜静还是好热闹?

钱永刚:我父亲这一辈子从来不喜欢高朋满座。他上世纪50年代回国后,朋友圈就非常小,到了晚年,甚至和早先的朋友也来往很少了。但他有个学术小班底,有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有总装备部的,还有他的堂妹钱学敏教授,再加上他的秘书,连他一共7个人。他们不定期聚会,我父亲想起来了,就写信请他们来讨论问题。他们管这叫“小讨论班”,我父亲晚年的思考,不少都是跟他们一起讨论过的。

高渊:钱老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钱永刚:他一辈子喜欢安静,最爱的是读书。有一次家里装修,我怕把书弄脏,就全部封起来了。他没说什么,但一天下来都很不高兴。我说,谁又惹您啦?他说,你知道我一天不看书有多难受。我赶紧认错,从一个书橱里抱出一摞书,给他慢慢翻。

他看书的面很广,什么书都看,而且他看书效率很高。他有个在国外养成的习惯,看书不是从头看到尾,而是认认真真看完序言和第一章,然后翻翻中间部分,再看最后的结论,这本书的内容他就知道了。但你说他看得快吧,哪里有错别字他都能指出来。他喜欢思考问题,平时话也不多。

后来他还爱看电视,看新闻和体育节目,偶尔看会儿电视剧,就会说不看了,尽瞎编。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外地考察时留影。

“思想的先驱、科技的泰斗、

育人的导师、做人的楷模。”

高渊:钱老对你们兄妹俩从小要求严格吗?

钱永刚:谈不上严格,基本上属于不太管。一是他退休前太忙,没时间管;二是他大概认为用不着管,孩子们挺自觉的,念书也不错,管那么多干嘛。我念书的时候,是5分多、4分少,3分绝对没有的,在他眼里,这就行了。

高渊:你母亲蒋英是著名声乐教授,她跟钱老是怎样的相处模式?

钱永刚:我母亲基本上是夫唱妇随,更多是陪着我父亲。有时候,父亲看书看累了,她陪他聊聊天,也会说说文艺界的情况,父亲还会给些建议。

母亲是70岁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的,但还会在家里给学生上课。有的学生唱得好,她会说,去给伯伯唱一首,这主要是想转移我父亲的注意力,放松一下。

父亲故去两年多后,母亲也走了。我父亲是2009年10月份去世的,到了2011年12月是他百年诞辰。我母亲一直等着这一天,她在家里祭奠了我父亲,到了第二年春天就走了。

高渊:听说他们的房子住了快半个世纪,一直没有搬过家?

钱永刚:我父母是1955年回国的,开始在北京饭店住了几个月。到了1956年初,搬到了中关村,一直住到1960年10月,从中关村搬到现在的航天大院。那以后就没有动过,到我父亲去世,一直住了49年,占他整个98岁人生的一半。

房子大概有300来平方米吧。原来楼里头还住了另外两户,后来搬走了,就给其他工作人员住,包括炊事员、司机等。我父亲卧床以后,还要给护理人员住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组织上曾打算给他盖个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他不出门就能在院子里晒晒太阳。但我父亲坚决不肯,他说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再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去,我于心不安,身体能好吗?

高渊:钱老卧床多年,一般每天生活怎么安排?

钱永刚:他的生活很规律,早上6点到7点做一个小时气功,然后吃早饭,吃完再睡一觉,到10点钟坐起来看报,然后坐着轮椅在家里转转。午饭后再睡一觉,起来继续看报,坐轮椅转几圈,躺下再做一小时气功。一般6点吃晚饭,晚上听广播或者看电视,9点就睡了,至少要睡到早上5点多。

高渊:在你心目中,钱老是一个怎样的人?

钱永刚:1986年到1991年那五年我在美国,回来以后,我就一直陪着父母。我父亲把毕生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国家,国家也给了父亲崇高的荣誉。应该说,没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现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是一个以祖国为重、以家庭为轻;以科学为重,名利为轻;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人。

他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曾这样评价我父亲:“思想的先驱、科技的泰斗、育人的导师、做人的楷模。”我觉得,这是在21世纪对钱学森的一个新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