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均衡 李嘉图的人生 每项都是满分
Mark Blaug研究李嘉图的方法论(分析经济问题的眼光与手法)。他说李嘉图“在知识分析上,具有一种特出的抽象天赋,在过去与在今日同样令人赞叹”。亚当·斯密被尊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因为他的视野开阔、体系完整、文章动人。但从近代重视抽象分析的角度来看,李嘉图才是真正的理论建构鼻祖:探讨具体政策时,会先建构背后的理论,以及理论背后的基本概念。
在具体政策方面,他主张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论,这两点和亚当·斯密的立场相同。虽然他们只用文字表达,很少用数字,没有几何图形也都没有方程式,但双方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却很不同,这两位的理念、概念、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我们。
从个性来说,李嘉图是原则性强的人,守承诺重信义,常会建议违反自身利益的政策,例如废除谷物法。他的正式教育只到14岁,但对科学与数学很有兴趣。虽然只活51岁,也不是专业研究者,竟然能写十册全集,能提出重要的学理。更惊讶的是,他竟然有提笔写字的困难。
他在理论分析上的特点,是很能做抽象演绎,据以提出政策建议。古典学派受到牛顿的影响,希望能从社会现象中,找出超越时空的法则(例如农业的报酬递减法则)。就分析手法来说,亚当·斯密从广博的历史事实,归纳出原则性的结论;李嘉图反其道而行,从基本的假设,去推论问题背后的逻辑基础。他是商界出身,目的不在建构纯粹理论,而是要让现实的政策更健全;因为没有学理基础的政策,对国家与社会的伤害,远大过行政的不效率。
李嘉图是让人惊异的“素人”学者,但如果你直接读他的全集,未必能看出这么多的巧妙。必须透过近代学者的理性重构,才能让我们有另一番感受。李嘉图也有他的缺点,基本上是时代性的限制。例如他在19世纪初期,认为资本家开始采用机械,会排挤工人的就业机会。这在当时是个事实,他没能预见机械所带来的报酬递增,会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反过来创造就业机会。
另一项缺失,是在他的认知与模型里,科技进步没有扮演重要功能,这也是因为大发明的时代尚未到临。同样的道理,他也隐含假设,失业工人只能待业或接受救济,没有转业或创业的机会,这和现代的认知有差异。
凯恩斯在《一般理论》,对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说(或市场过剩说,或消费不足论)赞誉有加。我们也知道李嘉图的观点,和马尔萨斯一直相对立,那么凯恩斯对李嘉图的评价如何?
我认为马尔萨斯的贡献,是思想性与观念性的,有直觉但分析能力远不及李嘉图,这是学界的共识。1930年代凯恩斯写《一般理论》时,心中有个特定目的(解救大萧条)。在这个意义下,李嘉图的抽象推理,对凯恩斯毫无用处。但凯恩斯也很明白,在19世纪中叶之前,李嘉图的分析主宰了学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有效需求说,完全无法相比拟。
这个钟摆在1930年代初期,又荡回马尔萨斯这边,凯恩斯因而偏颇地说:“过去100年来,经济学界被李嘉图完全主宰,实在是经济分析进步的一大灾难。”我认为正好相反:如果马尔萨斯的经济学主宰了19世纪,那才是经济分析进步的大灾难。如果你想看凯恩斯对比这两人优劣的全文,请在网络上查The General Theory,然后看第3章第3节的头两段,写得很漂亮。
各国的理论学者和思想史家,对李嘉图经济学发表不计其数的论文与专书,最具代表性的选辑就是Wood(1985、1994)与Blaug(1991),总共重印206篇论文。若现在辑印1995—2015年间的论文,必然也会超过200篇。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马尔萨斯在过去150年间成为主流,恐怕才是经济学的大灾难。凯恩斯偏见了。
李嘉图的笔迹
有个名词“Ricardian vice”(李嘉图的罪恶),那是什么意思?李嘉图的分析侧重抽象演绎,目的是追求逻辑的严谨与科学性的法则,凯恩斯批评这种分析优雅但不实用。熊彼特(1954)《经济分析史》(页473,541,618,653,1171,详见索引页1223),对这种逻辑严谨但未必是好理论的现象,称为“Ricardian vice”,因为在他的系统之外,“就没有多大意义,也不值得去探讨”。
换句话说,李嘉图和现代的新古典学派,着重抽象分析与数学模型。这些分析必须建立在强烈且不真实的假设上(“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个小例子),这些追求抽象优雅的理论通常无实际用处。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卓越的理论,永远无法驳斥,除了意义之外什么都不缺(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意义)。用这类手法所得出的结果,来解决实际问题者,可称为Ricardian vice。”(页473)
这个名词还有另一种解释:在抽象模型里,真正能操作的只有少数变量,必须假设其他变量都不会变动。如果要从这种抽象、简化、遵循数理逻辑的模型,推论出具体的政策结论,是危险的事。然而现今的学界却热烈拥抱这项“罪恶”,视之为常态与必要,许多主要期刊的论文都属于这类型。熊彼特眼中的李嘉图罪恶,在当今的科学界已成为一种virtue(遵循的德行)。在数理模型当道的今日,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判断都偏误了。
李嘉图只用文字描述,没有数学也没有今日意义的模型,为何他的分析手法至今仍是主流?就像所有的思想家,身后的评价会随着时代的潮流起伏。李嘉图逝后也有人批评他对人口问题的见解,Samuel Bailey(1791—1870,英国哲学家与作家),不太欣赏他的逻辑推理。
古典学派的末代传人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一方面视他为无上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也想推翻他的见解,要把分析带向新古典学派。
马克思把李嘉图放在最高的层级,自己却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学派。新古典派初期的大将Jevons(1835—1882)说:“李嘉图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方向错误,把经济学带入错误的路线。”这类的批评多得很。
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诠释,例如Stigler、Samuelson、Hicks,他们用现代的概念与分析工具,把李嘉图的雏型见解,改写成符合今日标准的成熟版。他们好像是在“借尸还魂”,把自己的意思用李嘉图的名义表达出来,主因是他的思维推理方式和数理学派相通。若李嘉图从棺中复起,恐怕无法相信自己的见解,能改写成惊人的数理模型。
思想史的写作有两条主要路线:第一,历史重构法(或是相对主义),回到当初的社会经济背景,解说作者的主要问题与论点,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作品。第二,理性重构法(或是绝对主义),用现代的工具与概念,重述作者的逻辑与内在论点,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古今贯通,Paul Samuelson(1905—2009)是这方面的高手。
如何评估李嘉图的学理贡献与缺失?(1)在古典学派中,他是第一位运用抽象分析与逻辑推理,得到重大成果者。(2)他的自由贸易论根植于比较利益说,这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3)虽然尚无边际学派的工具,但他已能掌握报酬递减法则,具体运用在差额地租理论上。
(4)古典学派大都强调成长,而他的重点是过去较少触及的所得分配,这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学派是一大启发。(5)他对财政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等定理”,在今日的财政理论中仍有重要地位。
他的理论当然有缺失,基本上是时代性的,试举二点。(1)古典学派在态度上接受赛依法则,同意会有短期的部门性失调,但不会有全盘性的失衡,因为经济体系有自动回复均衡的机制。(2)资本家倾向于购买机器取代劳工,因而造成排挤性的失业。这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尚未大幅进步,在成长较缓慢的社会里,难免有“我活你死”的零和观念。
这种观念现在看来,错误的原因有二:(1)其实GNP不是固定的,人会创新,会追寻新的就业机会(如网络兴起后带动的各种新行业)。(2)虽然机器刚开始取代劳工时,会导致就业上的困难,但长期而言失业者也会找新出路。机械确实会造成短期的就业失调(影响家庭与社会生活),但还是应该鼓励使用机械,才能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李嘉图的书桌
从经济学发展三百年的宏观角度来看,如何评价李嘉图?如果依年代,主观排列最有影响力的五位,我认为是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若要依影响力排序恐怕很困难,因为会随着时代风潮而有显著变化。我换个角度,不只比较专业成就,把视野拉开,对比他们的“人生圆满度”。
(1)亚当·斯密是古典学派的奠基者,也是市场机能说的倡导者,有经济学之父的地位。但他是个知识分子,未婚无子女,生活宽裕但还说不上财富,学说在政策上无立即的影响力,而是在概念的层次上影响深远。
(2)李嘉图是证劵市场的胜利者,累积巨额财富,拥有良田千顷,有8个子女和25个孙子,他的推理方式(方法论)与各种理论影响至今。在英国的政策上,他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虽然这些在他逝后才落实,但他对这两件事的影响无庸置疑。
还有一件不算小的决策影响:他主张银行发行纸钞时,必须有足够的黄金准备,国会在1819年通过这项提议,可算是早期的金本位型式。简言之,他在经济分析、个人财富、政策影响力、家庭圆满这几方面,是“每项都满分”的人生。
(3)马克思的思维开创许多新观念,例如剥削、阶级斗争、历史唯物论、生产关系。他一生穷苦潦倒,好几位子女先他而逝。他对实际的影响,要等到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
(4)马歇尔是新古典学派的重要奠基者,今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例如供需法则、弹性、消费者剩余,这些概念都是他的贡献。他在剑桥大学透过教学与著作,影响全世界的理论与分析手法。然而他的健康从小不佳(绰号白腊烛),没有政策的影响力,家庭生活平淡,称不上有财富,相较于李嘉图他的人生算不上精采。
(5)凯恩斯是可以和李嘉图相较的人:开创了总体经济分析,决策上影响美国1930年代的“新政”,形塑了战后国际金融组织的架构。他在股票与理财上相当成功,但财富还是比不上李嘉图,较缺的一环是没有子女。
我认为李嘉图在这五位当中,整体人生分数排名最高。
整体而言,我认为李嘉图可能是,经济学界有史以来最值得羡慕的人:原创的分析方法影响深远、富甲一方而不假公济私、对政策有显著影响力、家庭繁盛人生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