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异念祸起萧墙 祸起萧墙——被皇室争斗连累近百年的关东地区
自高祖建国以来,汉朝实行郡国并行政策,汉朝中央所管辖的地方实际非常有限。“天子自有三河(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其余的封国大致都位于函谷关以东,故而被称为东方各国或关东地区。
自此以后,中央与东方地区相互对立、相互防范的情况便一直存在。刘邦在改封韩信为楚王后,便派了自己的皇子刘肥出任齐王。吕后掌权时,刻意防范打击齐国,齐王不得已将自己的属地分给自己的姐妹鲁元公主为汤沐邑,才免去灭顶之灾。
但吕后之后仍然又削夺了齐国的属地分封给了自己亲族。景帝七国之乱后,加深了中央对于这些地区的猜疑与打压,武帝天汉二年下诏书:“冬十一月,诏关都尉曰:‘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从中都可以看出中央对于东方地区的防范与排挤。
不仅如此,各种相关案件也是时有发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所出土的奏谳书就记录了这一情况。奏谳书简一七至二七记载:“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者,令他国毋得娶他国人也。阑虽不故来而实诱汉民至齐国,即从诸侯来诱也。”简文当中的“阑”为齐国临淄的狱卒,他在长安迎娶了一位落户于长安的齐地女子。
他希望将妻子送回齐国却违反了法律当中“禁从诸侯来诱者”的条款。这证明,在汉代早期是严格禁止汉朝人口被引诱流入到诸侯国当中的。汉代早期,中央与各诸侯国一直在进行针对流动人口的争夺。
《汉书》中便有:(吴国)“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的记录,这无疑造成了双方的对立。同时,皇位继承问题也是中央与诸侯国之间的重要矛盾。
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长阴谋造反未遂,被汉文帝流放。他的儿子淮南王刘安也在武帝年间密谋作乱被杀。哀帝时期,皇帝身体孱弱且没有子嗣,当时“东平王云以故与其后日夜祠祭祝诅上,欲求非望”。被人告发之后,“东平王云、云后谒及伍宏等皆坐诛”。这足以看出,虽然,在血缘上看来皇帝与诸侯王是亲眷手足,但是在皇位的竞争上也存在着众多的尔虞我诈。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使得历代汉朝天子对于东方地区一直怀有防范与戒备之心。而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关东地区缺乏有效的治理和充分的物资保障。史书当中经常出现“关东五谷数不登”;“关东乏困”;“关东大饥”的记录。
仅就盗贼问题看来,东方地区的出现频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尤以青徐兖一带最为剧烈,这里也曾经长期作为诸侯的封地。史书中载:“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到了王莽时期,这一地区更成为了中央专项治理的地区,派驻了大批军队进行讨伐。
当时,“青、徐贼众数十万人”,王莽“遣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青、徐”。并且“以玺书令(田)况领青、徐二州牧事”。虽然,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叛与动荡,连京畿地区也“盗贼麻起”,但是王莽也只是“乃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并没有派遣专人率领大批军队前往讨伐。但是,对于青、徐地区的盗贼,不仅任命田况为青、徐二州的州牧进行专项治理,并且派遣将军率军征讨,足见这一地区的动荡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并且该地区前有 “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女子吕母亦起。引兵入海,其众浸多,后皆万数。
”后有“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琊”。足以看出,此地的盗贼问题非常严重,并且前后相继,剿而不灭,成为了地区性问题。并且,这一现象延续至了东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也爆发于此。学界耆宿田余庆先生曾撰《汉魏时期的青徐豪霸问题》一文,深入探讨从东汉初平、兴平年间便开始活动于青州与徐州地区的两大势力集团与曹魏中央之间的斗争。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该地区自西汉长期动荡不安,政治力量难以到达基层社会,从而造成了社会力量为地方豪霸所占据甚至公然反叛对抗中央。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皇室内部的权力争斗引起的。
从中不难看出,长期的地域性对抗与防范,不仅对于国内的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新生以及次生问题。所以,可以说皇帝与诸侯之间的争斗直接影响了东方地区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且为后世埋下了近百年的隐患,现在想来不禁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