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的性描写】《剪灯新话》中的战乱图景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由于元末明初战乱的刺激而 诞生,它们都是长篇通俗小说,描写的内容也主要都是军国大事 或英雄传奇故事,对于一般百姓的生活则是较少涉及。而且,罗 赏中与施耐庵虽也有意地在作品中注人自己对眼前战乱的观 察、感受与思考,但由于题材的限制,这部分内容都须得裹上历 史的外衣,而且须与原有的历史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即作家们 只能以间接、曲折的方式来反映现实,这便是元末明初时通俗小 说创作的总的状况。
当时文言小说的创作也同样受到了战乱的 刺激,但对题材的选择却似是有意在与通俗小说分工,其内容常 是"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作家所关注的也往往是平常百 姓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 就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瞿佑字宗吉,浙江钱塘人,明王朝立国那年,他只是个二十 三岁的青年,也就是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在元末天 下大乱到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渡过的。这一经历是瞿佑从 事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他又较为早熟,十四岁时即已文名四 溢,当时的大文学家扬维桢就曾向瞿佑的叔祖瞿士衡称赞"此君家千里驹也"^。
翟佑在年轻时就对小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 "编辑古今怪奇之事,辑成一本四十卷的《剪灯录》,其后才有 《剪灯新话》的问世气《剪灯新话》收有文言短篇小说二十一 篇,它成书于洪武十一年,所谓"新话",显然是相对于前 所辑之《剪灯录》而言。
不过在这里也应指出,明代时就已有人 否认瞿佑是《剪灯新话》的作者,较典型的是王锜的说法:
《剪灯新话》故非可传之书,亦非翟宗吉所作。廉夫杨 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 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此周伯器之 言,得之审者。
周伯器即周鼎,瞿佑去世时他二十七岁,且此言又据说是 "得之审者",可见否认瞿佑为《剪灯新话》作者的说法在作品问 世后不久便已出现了,不过杨维桢为作者之说也并无其他材料 可证实。瞿佑在书首的序中说,"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待素材 积察到一定程度时,他"乃援笔为文以纪之"。
此处的"相闻"或 许不止是口谈,而是也包括了某些文字记录,这恐怕就是翟佑 的著作权遭到怀疑的原因。当然,这种怀疑并不能动摇《剪灯新 话》为瞿佑所作的事实。
明初的另一位小说家桂衡在为该书作 序时,就明确地介绍了瞿佑的创作过程与创作宗旨:"闻见既多,积累益富,恐其久而记忆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发、可 以惩创者,汇次成编,藏之箧笥,以自怡悦,此宗吉之志也。"当时 的名士旲植、凌云翰在各自所作的序中也都有类似的叙述。这 三人都是瞿佑的朋友,了解其创作过程,故所言当为无可置疑的
事实。
瞿佑《剪灯新话》的创作是在编辑《剪灯录》之后,其开始时间估计是在明王朝建立前后,而从书中各篇作品所标明的故事 发生时的纪年来看,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元末明初时的社 会大动荡为背景,由此不难看出这部文言小说集的创作与时 代相平行的特点。
《剪灯新话》中的作品都是短篇小说,篇幅短 小有利于对现实生活的迅速反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 反映难以广泛、全面的局限。所幸的是,书中那些作品明显的侧 重点各不相同,其整体组合多少可对上述局限有所弥补。
瞿佑 是个上人,他熟悉的也是本阶层的人物,因此书中各作品的主人 公基本上都是书生,间或也有地主、官僚、妓女等别类人物,但作 品对他们活动的描述与评定仍是从书生的视角出发。
这一情形 固然也可看作是本书的局限之一,然而它又有助于构成作品的 另一重要特点,即相当集中地、且真实而细赋地表现了士人阶层 在战乱期间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乃至他们的感情生 活,而在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士人对于动荡社会的许多方面的 感受,其实也与广大百姓十分相近。
相近的感受源于相似的遭遇。在《爱卿传》中,赵子急匆匆 地赶回刚遭乱军蹂躏的故乡,但眼前的景象粉碎了他原先怀有
的一丝希望:"投其故宅,荒废无人居,但见鼠窜于梁,鸦鸣于树, 苍萏碧草,掩映阶庭而已。"原来,母亲死了,妻子为了抗拒乱军 的强暴也自杀了。尽管赵子属"簪缨族",曾是"家赀巨万",可是 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变,他那满腔的悲痛以及对战乱的愤恨,又怎 会异于一般的百姓。
紧接在《爱卿传》后的《翠翠传》,则是描写 了一对士人夫妻因战乱而被活活拆散,后来虽相见却又不得相 聚的悲惨故事。金定与刘翠翠自幼青梅竹马,婚后更是感情笃 厚。
不久张士诚兵起,翠翠为其部将李将军强占为妾。为了找 回妻子,金定紧随军队之后,遍历江浙二省,最后谎称是翠翠之 兄,才总算见到妻子一面。李将军留下了这位"大舅",但平日却 不允许"兄妹"俩相见,直到金定抑郁将逝时,才放翠翠前去作临 终告别:"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
翠 翠以臂扶生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校吁一声,奄然命尽。"不 久翠翠也殉情而死,他们得到的唯一宽慰,是不明底细的李将军 将这"兄妹"俩相邻安葬。
这则故事后来曾被好些小说家、戏曲 家改编,流传极为广泛,而广大群众对它的喜爱经久不衰的原 因,既是因为故事的缠绵悱恻、凄切动人,同时也是因为它歌颂 了坚贞的爱情,揭露批判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在这里,金 定是否为士人其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袁声在将这则故事改编 为戏曲《领头书》时曾作自序云:"亲至道场山,土人犹能指金、翠 葬处;及过淮阴,父老传闻,其说办。"由此可见,瞿佑《翠翠传》 的创作是以当时的真实事件为根据,并非是独居斗室时的向壁 虚构。
在《爱卿传》与《翠翠传》的后半部分,作者都运用志怪手法 来安排那两对夫妻的结局:或人鬼相会话别,或鬼魂团聚于黄 泉。这样处理是对现实苦难中的人们的一种慰藉,面且它又使 故事情节因此而更加曲折离奇。不过霍佑在描写战乱中悲欢离 合的故事时,并没有片面地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他还采用极其 平实的手法作描写,《秋香亭记》便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
这则 故事简单得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战乱拆散了热恋中的商生与采 采,十年后国家重新统一,商生也终于找到了采采,然而此时采 采巳是他人之妻。用于故事叙述的话语并不很多,相比之下,倒 是战乱结束后采采寄与商生的书简的篇幅显得较长些。信中倾 诉不得已嫁人的苦衷时写道:
盖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伤小亡,弱肉强食,荐遭祸 乱,十载于此。偶获生存,一身非故,东奔西窜,左右逃逋; 祖母辞堂,先君捐馆;避终风之狂暴,虑行露之沾濡。欲终 守前盟,则鳞鸿永绝;欲径行小谅,则沟渎莫知。不幸委身 从人,延命度日,顾伶俜之弱质,值屯蹇之衰年,往往对景关 情,逢时起恨。虽应酬之际,勉为笑欢;而岑寂之中,不胜伤
战乱逼迫一个孤苦零丁的弱女子去作那撕裂心肠般的选择:想 活下去就得嫁人,若忠于昔日的爱情则必死无疑。采采走了前 一条路,而又有谁能对此加以谴责呢? "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 干戈不怨天",采采信末的这两句诗,其实也是代表当时许许多 多被活活拆散的青年男女对战乱的控诉。
在这则故事里,瞿佑 没有添加任何浪漫色彩,也没有借用虚幻的鬼神力量为商生与 采采硬设计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只是用平实的手法写出了一 个当时随处可见的普通悲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篇作品反 而更易引起当时读者的共鸣,显示出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不妨围绕有关战乱的描写,将《剪灯新话》与 《三国演义》作一比较。《三国演义》常用精炼的诗句或简约的叙 述概括战乱的全貌及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而此类描写在《剪灯 新话》中也时常可见,如《华亭逢故人记》中"几年兵火接天涯,白 骨丛中度岁华","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等诗句便 是。
不过在具体描写上,《三国演义》侧重于从正面表现各次战 争,勇将率军对垒争雄与谋土运筹帷幄斗智构成了作品的主要 内容;瞿佑则擅长于讲述战乱时人们生活中时常可见的小故事, 如百姓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或恩爱情人的悲欢离合等,作品中 的主人公,也都是相当普通的小人物。
观察角度的不同显示出 两位作家经历、志向与兴趣等方面的差异,而将两书对照参看, 正好可对战乱有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
在战乱起因的解释方面,瞿佑与罗贯中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三国演义》在开篇处即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这确含有历史循环论的意味,而瞿佑在《富贵发迹司志》 一筒中,则借发迹司判官之口作了如下说明:
发迹司判官忽扬眉盱目,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 各守其职,各治其事,褒善罚罪,可谓至矣。然而天地运行 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国统渐衰,大难将作,虽诸公之善理, 其如之奈何!"众问曰:"何谓也?"对曰:"吾适从府君上朝帝 阍,所闻众圣推论将来之事,数年之后,兵戎大起,巨河之 南,长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余万,当是时也,自非积善累 仁、忠孝纯至者,不克免焉。
&生灵寡福,当此涂炭乎?抑 运数已定,莫之可逃乎?"众皆颦蹙相頋曰:"非所知也。"
战乱为何会发生?诸神的回答是"非所知也",它只是玄妙 地取决于"天地运行之数",到一定时候世人就得遭受一次大劫 难,而"众圣"只能预先推知其时间地点,就连他们也无力对"运 数"进行干预。这里的"运数"似是在指某种客观规律,但瞿佑对 它却无法找到正确的解释。
其实,瞿佑也不是对战乱的起因毫无觉察。作为一个努力 反映现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多次涉及与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 暗与不公,而这正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与战乱爆发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令狐生冥梦录》中,"家赀巨富,贪求不止,敢为不 义,凶恶着闻"的乌老死后,由于其家人"多焚楮币,冥官喜之", 竟然就可以还阳复活,而刚直之士令狐撰仅仅因为作诗谴责了 这种贪赃枉法的现象,就被捉拿至地狱。
虽然在故事的结尾冥 王纠正了错案,但从令狐馔所说的"始吾谓贪官污吏受财屈法, 富者纳贿而得金,岂意冥府乃更甚焉"等语来看,世上官场的腐 败黑暗乃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
在《太虚司法传》中,作者又用 荒诞的手法隐喻当时的社会现实:善良人受尽折磨和痛苦,而妖 魔鬼怪则四处横行肆虐。
霍佑是个士人,故而对人才选拔方面 的黑暗与不公感触尤深,对现状愤懑而又无奈所心情,使他写下 了《修文舍人传》。故事里的主人公夏颜是"博学多闻,性气英 迈"之士,可是满腹学问与人品高尚所带来的却是"命分甚薄,日 不暇给"。
夏颜死后来到冥府,立即凭自身才华充任要职,而其 命运之所以会陡然突变,是因为"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 才,必祢其职"。夏颜生前死后遭遇的鲜明对照,已是对人世间 现实的尖锐批判,但瞿佑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洋洋 洒洒地发了一番议论:
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间,秉笔中书者,岂尽萧、曹、丙、 魏之徙乎?提兵阃外者,岂尽韩、彭、卫、霍之流乎?馆阁摘 文者,岂皆班、扬、董、马之辈乎?郡邑牧民者,岂皆龚、黄、 召、杜之俦乎?骐壤服盐车而驽骀厌会豆,凤凰栖枳棘而鸱
鸮鸣户庭,贤者槁项馘而死于下,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 世,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正坐此也。
这番议论与刘基写于同时的《卖柑者言》十分相似,据此可 知它代表了当时广大上人的普遍见解。社会的精华,即知识分 子阶层对现实的愤懑与绝望,确是元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瞿佑以为"治日常少,乱日常多"全都由此而来却是过于片面 了丨这正暴露他仅从土人角度观察战乱的局限。
表现士人在战乱期间的心态与动向,也是《剪灯新话》的重 点内容之一。在书中,《天台防隐录》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篇文字, 但这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什么独创的新意,恰恰相反,它从头 到尾都在亦步亦趋地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模仿照搬:徐逸 上犬台山采药,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洞口,进去后方知里面是别有 天地,并见到一群衣冠古朴、气质淳厚的村民。
这呰人在南宋末 年时即避居于此,躲过广宋末元初以及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乱。 徐逸后来的经历,也完全同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渔父与刘子 骥。
一个才华出众的名士为什么会去对名篇作几乎只更换时代 与地名的改写,而且还不见当时人对此提出批评?若联系改写 的时代背景,就不难对这现象作出解释。
这篇作品其实是表现 了战乱中的士人对桃源乐士的向往,而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幻 想,这种心情便只能游戏式地借模仿改写而发泄一二。此般心 情人人皆有,故它引起的就只是共鸣而不是批评。在《三山福地 志》中,元自实向神仙"乞指避兵之地",从而得以家境安康的描 写,也同样是战乱时士人们这种心情的透露。
欲求宁静的乐土 而不可得,最后便只得逆来顺受,听任命运的摆布,这就是当吋 大多数士人的思想状况与处境。
然而,另有一些士人的态度却不同,他们将战乱看作是博取 功名富贵的好机会。"苟慕富贵,危机岂能避?世间宁有扬州鹤 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是《华亭逢故人记》 中松江士人全、贾二子公然宣称的处于乱世之际的人生哲学。
他们又自以为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曾作诗云:"四海 干戈未息肩,书生岂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 天。"可见他们是何等的自负。朱元璋与张士诚争雄时,全、贾二 子站在张士诚一边,"自以严庄、尚让为比,杖策登门,参其谋议, 遂陷嘉兴等郡"。
然而,好景却是不长,"未几,.师溃,皆赴水死" 0 如果全、贾二子不是站在张士诚一边,而是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那么能否功成名就,如愿以偿呢?作者借贾子之口对此作了否 定的回答:"夫韩信建炎汉之业,卒受诛夷;刘文静启晋阳之祚, 终加戮辱。
彼之功臣尚尔,于他人何有哉! "或以为此是影射朱 元璋杀戮功臣之语,但是《剪灯新话》成书于胡惟庸等大案以及 宋濂被流放诸事之前,影射之说并不能成立,这里作者所说的, 其实是根据从历朝的血腥史实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而作的预 言,后来它确实是不幸地应验了。
《剪灯新话》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在从不同的层次或侧面描写 战乱中士人的经历,甚至可以认为,这部小说集是瞿佑在"士人 与战乱"的总标题下进行的系列创作。在作者笔下,那些士人无 论是想躲避战乱而不成、只得忍受命运的安排,还是积极参与, 想借此博取功名富贵;对于后者,尽管他们是站在胜者一方,还 是落得失败的下场,他们的经历几丰无例外的都是坎坷痛苦。
柞者对于那些主人公的不幸是由衷地同情,但是却无法给他们 安排更好的命运,作品中即使某些士人获得了欢乐,那也必定是 变成鬼魂之后或置身于神仙世界之巾。
各篇作品中描写的汇 集,可构成一幅较完整的画面,它显示了在战乱这一特定历史背 景下整整一代士人的悲剧命运,而贯穿于其间的总纲,则是瞿佑
在《富贵发迹司志》结尾处的那段议论:
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小而一身之荣悴通塞,大而一国 之兴衰治乱,皆有定数,不可转移,而妄庸者乃欲辄施智术 于其间,徒自取困也。
在战乱期间,个人的荣悴通塞与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显得变 幻莫测,而瞿佑观察的结果,则是得出了宿命论的结论,《剪灯新 话》的创作实际上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剪灯新话》三部作品, 在艺术形式与创作手法方面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异, 是前两者为通俗小说,而后者属文言系统;前两者是以叙事为主 的长篇巨著,而后者是抒情意味很浓的短篇小说的汇集;前两者 是典型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而后者虽带有某些模仿前人的痕 迹,但毕竟是文人的独立创作。
若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作 比较,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差异。然而,这些作品却有着十分醒 目的共同内涵。
它们的内容或是直接从正面表现战乱,或是与 战乱密切相关,它们的作者都经历了战乱的磨炼,其创作冲动因 战乱的剌激而萌生,他们在战乱中所获得的生活感受和社会阅 历虽不尽相同,但也都是各自创作得以顺利完成的可靠保证。 概括地说,是战乱促成了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面反过来,这些 作品也使元末明初的战乱在小说创作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反映。
自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出现后,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常态 与非常态两种形式。常态是指和平环境中的创作,小说发展的 大部分时间都应归于这种形态,此时小说的发展基本上是按创 作的固有规律循序渐进式地向前推进;非常态是指战乱时期的 创作,它在小说史上出现的次数是屈指可数,每次持续的时间相 对说来也较为短暂,即使加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与战乱 止息后的余波,其前后时间至多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
在这段 时期内,作品内容往往是异常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贴近,创作 也常会出现飞跃性的突破。
就元末明初的小说创作而言,《三国 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标志着创作由诉诸听觉的话本到专供 案头阅读的长篇小说的转折的完成,《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的 出现则结朿了唐宋传奇之后约一个世纪的萧条沉寂。
飞跃性突 破的基础,是这之前长期的酝酿准备,如果没有战乱的降临,那 么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用也会使上述转折或迟或早地发生, 而战乱则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转折的形态显得更理想完美, 只存将长期的酝酿准备与战乱的刺激因素结合在一起分析,才 能对明初小说创作现象作出较全面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集中 地考察了战乱剌激因素之后,明初那些作品与以往创作之间的 关系,便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们将着重讨论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