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骇浪完整版在线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找准中国经济航向
《闯关与突围:中国经济的“三峡河段”》的作者赵建认为,改革开放40年探索或许可视为中国在越过“经济的三峡”。得益于对多元化的包容,在经济改革中不断试错、纠错和突围,折射出了中国独特的体制张力、文化韧性和历史魅力。
在经历了40年的“经济三峡”闯关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的多种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思考当前的中国经济?对此,作者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新旧周期的压力突围与金融市场的价格闯关,两者叠加而成今日中国经济之险峻;形象地说,中国经济已经从一日千里的顺流河段进入暗流涌动、水流湍急的三峡区域,其间有惊险,更有风景!
历史的长江滚滚向前,“三峡河段”乃必经之地,无法迂回也无法躲避,而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也需要在如此险峻的地貌里,检验舵手的能力和自身的韧性。
先来说说汇率闯关与人民币资产重定价吧。
在汇率上,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盯住美元制,造成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陷入路径依赖的刚性束缚中难以顺畅“脱锚”。尤其是在美元加息引发全球汇率波动的极端环境下,人民币汇率闯关对资产价格的冲击效应更加显著。只要人民币汇率再平衡不结束,国内资产价格也将难以抵达稳态均衡。
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6年春节以来,初步形成了“收盘汇率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迄今,人民币汇率虽然有涨有跌,但从总体看,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对几个货币篮子的走向也比较稳定。
在多种国际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人民币总体的波动率要小于绝大多数储备货币,相较新兴市场货币来说人民币稳定性体现得更为明显。
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就没有停止过。在20多年里,人民币的汇改方向是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逐渐减少央行对外币市场的干预。易纲就非常明确地表示过,未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清洁浮动,也就是自由浮动。
再来看看复杂形势下的财政金融改革。
经济增长模式的切换,使过去几年高速膨胀的地方债务成了突出问题。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变得相当脆弱。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采用长久期、标准化、低成本的债置换短久期、非标化、高成本的债办法,缓解2015年偿债高峰的当务之急。结果证明,这起到了平滑债务波动、缓解期限和现金流错配以及变相资产证券化的正向作用。
我们知道,过去以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两端都埋下了病灶。在资产端,存在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形象工程等资产收益率软约束问题;在负债端,则相应地存在过度举债、过度抵押和透支政府信用等财务预算软约束问题。
而在现金流量表方面,土地是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素,除了带来巨额的土地转让金外,还是最重要的抵押品。因此,当房地产业走过了高速增长期而进入平缓乃至下行状态,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所获得的现金流量矩阵就开始显露风险。
可以说,这既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风险,也是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切换的长期问题。中央政府通过债务置换,推动地方债阳光化、表内化、预算化,用时间换空间,为改革打开时间窗口。这样,既可以从负债端激励地方政府公开债务敞口,又可以倒逼资产端投资效率的提高,推动地方政府财务现金流由债务驱动向资产驱动,最终实现资产负债两端的良性循环。
商业银行的经营逻辑重构更是一场攻坚战。
2015年6月,监管部门宣布取消存贷比的硬性考核,这给银行业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过去几十年,存款一直是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核心,几乎所有的人、财、物资源都毫无例外是地向存款倾斜。形成这一经营逻辑的根本原因是,在利率管制的保护下,有了存款就有利润,而由此产生的利润,并不是来自银行家的专业能力,而是来自于对行政管制租金或者说储户损失的潜在攫取,是一种分配性而非生产性努力。因此,在后利率市场化,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存款对商业银行的意义。
随着存贷比的放开,存款不重要了吗?绝非如此,存款仍是银行的经营核心,也是银行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根本要素。尤其在有效需求不足、风险不断聚集和资金来源稀缺的经营形势下,存款立行仍是银行基本的生存法宝。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对存款的理解,应从以攫取管制利差为目的,以规模营销为手段的逻辑中挣脱出来,将其放到资金来源、资产负债管理、客户产品需求及货币创造的逻辑本源上来定位。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书中收录了作者自2014年以来对宏观形势和许多重大经济事件的思考,尽管不少观点是基于当时环境下的思考,但仍有其学术和现实的意义。毕竟,作者并不是要为当下的许多难题开出药方,而是提出问题,以求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思辨。
面对金融市场价格闯关的暗流涌动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激荡,我们理该秉持审慎理性的态度去脚踏实地地奋斗,更需抱着一种理性乐观者的态度:在正视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历史脉络和时空格局中,找准中国经济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