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救国 这也是民国范——读《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这几年流行的民国范,有种羡慕的思潮总是聚焦在那时的所谓大师辈出、学校自由的空气、知识分子们独立的人格精神……诚然这些是民国的事实,但并非民国的全部,如果就此得出民国就是一个黄金时代的话,也许丁三所著的这本《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可以告诉那些人,法西斯思想和社会离那时的中国普通人是如此之近,以至于笔者怀疑,若不是国力太差,那时的民国政府加入轴心阵营都是很有可能的事。
老实说,这些年来受益于谍战片的热播,关于军统、中统题材的书籍也热了一阵子,但大都没怎么脱离猎奇、传闻的趣味,偶有认真一点的著作,也是从前军统、中统人员的回忆录中摘抄出来,虽然比中学历史教材来得详实,但挖掘深度有限。
而通过《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创建日后庞大无比特务机构的人,不过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几个热血青年,一些想拯救当时中国的年轻人,而他们认为能救中国的思想是当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
作为历史的后来者,现代人看来他们是一群拿毒药当解药吃的疯子而已,可在那个时代,这些人早在1931年就认识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步伐已不可阻挡,正如书中所说:“这些黄埔学生,“大多数来自南方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
他们生长在传统社会的尾声,先是接受了儒学教育,继而又进入民国初年的各种近代化学堂,“曾亲身体验过传统文化的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意;但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改革”(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
他们兼得旧之善、新之美,在断裂、动荡、黑沉得看不到尽头的时世,他们渐渐成为热血青年了。 又与同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身上散发着硝烟气息。他们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在分析过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动态后,“(他们)便选派了滕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相较那些常在影视剧中以大BOSS身份出场的戴笠、郑介民等,腾杰这个人在历史中并不是个“网红“,但他富有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创始人即首脑。经过三年艰苦而周密的筹备,包括初期游说,寻求赞助,后来初具规模时的“聚餐会”,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
蓝衣社成立初期,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第一条铁律就是“生的进来,死的出去”,“飘泛着恐怖组织的残暴气息”,他们拟定的条例既是法律,触犯者或监或斩。
严酷的纪律换来了蓝衣社最初两年的清新热烈。生活上,为官无论大小,一律低薪俭朴,专管人员的监视下,仅有的几次贪污腐败被肃清;组织上,人事管理严谨,秩序井然,设立了各专门机构负责军政警宪特等。
这一时期里,蓝衣社运用铁与血的手腕,力行独裁社会的道路,他们的纪律条文中后来要求:“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改成“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至此,蓝衣社最终演进成一个纯粹的法西斯组织。中国的蓝衣社字样,曾经出现在希特勒属下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大略之意是对中国蓝衣社积极靠拢世界法西斯的欣然赞赏。
在丁三笔下,蓝衣社的历史已脱颖而出步入了文学殿堂,象一段回放的老片,经过现代手段的加工,复苏了生活原本的斑斓色彩。且不论作者的写作文采,品读书中人物,你会随他们血肉饱满的个性和所具有的特殊时代气息,不自觉地融入那段动乱的岁月,仿佛置身其中旁观,心绪随之跌宕起伏,喜笑怒骂。
如:一腔热血志在救国的蓝衣社最初设计者和发起人腾杰;出身贫寒发迹官场且妻妾成群的蓝衣社发起第一赞助人曾扩情;一度风云后失宠落迫的第二号发起赞助人邓文仪;甚至着墨不多的呆板机械的“独夫”蒋介石……
作者饱蘸悲悯同情和忧愤的笔墨写到:“我开始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它们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组织起来,领导了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最后,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架上,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
是啊,上世纪初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都纠葛在一起,好比一团乱麻,列强环伺,民不聊生。留学日本的腾杰等人,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他们有“天涯何处是神州”的痛楚,亦有“要将乾坤力挽回”的豪情。他们相信自己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而且他们也自信自己找到的道路是最适合于中国的。
但可怕的是他们不但认为自己的“药方”最灵验,而且都固执地认为别的人都是误国误民的庸医,对“异端”唯一的处置办法就是霹雳手段。从蓝衣社这个混合中国秘密帮会和法西斯于一身的特务组织诞生始,就决定了创始者们的悲剧命运。
其实,早在滕杰等人创立力行社时,这个命运就注定了。在日本虎视眈眈的上世纪20年代,不但救亡压倒了启蒙,救亡简直压倒了一切。在拯救民族的远大理想面前,个人的权利、程序的公正、权力的监督,都可以不要。为了救亡,蓝衣社可以执行残酷的家法;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类似古代圣君的“领袖”身上。——这当然是一条饮鸩止渴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