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与袁文才 毛泽东上井冈受欢迎 因贺子珍兄与袁文才关系特殊
作者考据很见功夫,对贺敏学自传里的说法,并未一律采信和支持。贺敏学自传曾称他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组建的部队被编入红二十二军,作者根据诸多史料,并据该自传中曾明确点明其部被编入一七四团之说,推断红二十二军应为二十军,而二十军确有一七四团。
这部传记的另一特点,是弄清了党史上一些似是而非或被漏过、一笔带过的重要史实,并首次披露了一些重大事情的来龙去脉。比如,贺敏学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件以及为袁王平反的关系;他在著名的“北山事件”中的表现(曾被项英写进向中央汇报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里);他受命担任新四军特殊部队“联抗”参谋长,以及在华东军区学兵训练处处长任上为陈毅解决兵源问题所作贡献,在“渡江侦察记”里的非凡表现等等,向来鲜为人知。
解放后,他带出10万建筑大军,为大上海的城市建设,为西北的国家“一五”计划数十项工程建设,为福建前线的工交战线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事情,大都是无法从党史教材里读到的。
这部传记的再一个特点,是秉笔直书,不事隐恶扬善。比如,贺敏学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后,只因从大叛徒、原中央苏区参谋长龚楚手中逃脱,而被党内一些人无中生有做文章,做为整治他的紧箍咒之一。
需要提及的是,如果作者只注重考据求证,而缺少善于铺陈叙事、精于谋篇布局、长于辞章文采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传记恐怕还不能算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所喜的是,这部作品在注重可信的同时,也达到了好看、感人的效果,这是作者近年所力行的人物传记“亦史亦诗”写作风格的又一成果。
为革命先辈树碑立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此来“资政育人”,这是作者写作党史人物传记的初衷。在革命战争年代,贺敏学一家先后有10多位亲人牺牲,他本人又是功勋卓著,但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从没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索取过任何特殊的报酬和待遇,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被群众尊称为“人民的好省长”。
在这部传记中,贺敏学身上体现的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作风,尤其是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风尚,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与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