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
【财新网】【香港作家 陈冠中】这一代是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跟父母辈从大陆来,希望很快可能会离开香港不一样,我们几乎没地方可以去,只能留在香港的。所以这一代才有所谓香港人的意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所以这是这代人的特色,所以这个认同感是不一样,是这样的一代,就是49年后出生的或49年后长大的香港人。
【人物简介】陈冠中,香港作家。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著有小说“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等。2013年推出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 。
【字幕】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我们跟父母搞了些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觉悟到没有必然关连。
--- 《我这一代香港人》
【香港作家 陈冠中】我在60年代开始念中学的时候开始有点意识,但是这个是反映了香港50年代和60年代的气氛,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香港,大概是三地言论最自由的地方。
一个就是媒体,譬如说报纸、杂志跟书,有很多是在台湾跟中国大陆都看不到的东西,都会在香港出现。因为当时香港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吸过去了,包括有亲国民党的,也有亲人民共和国的,然后还有很多是中间各派的,比如说当时的民主同盟或青年党的人,或有些所谓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政论杂志,甚至会开始办第二种就是学院。
这些各种光谱的都在香港,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开始买香港的刊物看的时候,已经开始看到很多平常我们家里生活不一定能接触到的思想家的言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对一个年轻人想吸收思想,然后辨别思想的话,一下子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字幕】正如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 《我这一代香港人》
【香港作家 陈冠中】然后71年恰恰因为香港保钓运动之前还有几个运动,比如争取中文做法定语言的运动等等,在校园里面校园民主的运动然后到保钓,整个校园的气氛就改变了,突然大学生开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关心国家。然后很多都有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跟所谓左翼的倾向,这两个都突然提升了很多。本来殖民地的中学生可能没有这么多民族意识,但是到保钓一个冲击,大学生可能有民族意识就出现了。
所谓社会派,社会派就是关心社会嘛要,关心社会马上要关心到香港作为殖民地的问题了,或香港社会的毛病,但是国粹派就是当时有点贬的意义的,就是说他们跟着政府在北京政府的意思去走。所以当时主流是国粹派,社会派是少数,但是因为社会派要跟主流的国粹派有点抗争,所以社会派要看很多书,来替自己辩解或理清自己的思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某些东西反对某些东西。
所以社会派的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看书的人,国粹派就跟着走就可以了,他们也有看书的人。
【字幕】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 《我这一代香港人》
【香港作家 陈冠中】但是他们运气好在,就是他们在当时的全球分工里面,香港当年的一些位置,就是说轻工业的位置后来的金融的位置,所以财富上是增长的很快。然后他们很快就相当成功,很年轻就找到譬如说赚很多,工资收入很高等等。
然后周边地区当时是相对贫穷。所以当时这一代有一种,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也是要离开了香港去到台北去到北京,才反思,人家那个遭遇跟我们的遭遇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么一个命运,所以才会有当时所谓比较富裕的生活。
并不见得我们真的是比人家好很多。恰恰也是因为我们童年都经过相对贫穷的香港,尤其是我那个年代是50年代是更差一点,但是很快这个生活改善是很明显的。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就是对的,然后其他人某方面是不如自己的这个心态是留下来。
【字幕】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了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符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 《我这一代香港人》
【香港作家 陈冠中】我们往往以为现在香港运气没有这么好,他们没有这么多机会的时候,这个问题以为是这些年轻人不好,整天长辈的身份整天骂你们年轻人怎么这么差现在不去努力,你们为什么不去大陆跟人家去抢位置。以前我们自己都没有上来抢,要鼓励年轻人上来抢。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香港很多机会改变了,这个问题并不是年轻人不好,而是我们结构上是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是不一样。如果八十年代我们是在我们本身的工业基础上,我们当时有很厚的工业基础升级的话,或保留一部分工业,说不定我们现在的经济生态会多元化很多。
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这样说,都走吧。然后他们所有的工厂都搬到广州去了,搬到广东,他不会想去把这个产业升级,就只想怎么去利用廉价劳工。他们都会用这种很短期的计算,觉得这个样就已经是对的。最后整个事情发觉香港可能错过了很多机会。
因为去了台北,在北京住了这么久,有很多反思,把香港放回一个大一点的脉络里面去看,而不是只从香港自己的主体去看出去。
民国期间,这么多思想家提出的有关自由的想法,有关正义的想法,有关平等的想法,这个自由主义的言论并不是一天的,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传统。
现在我们的状况是,这两个欠缺很厉害,一个就是不公正,一个就是不谈正义问题。很多事情是受害者受到惩罚,然后把正义按下去,要大家忍受,这些都是我们其实必须要重新再强调,这两个是组成一个比较好的美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