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广莘养生】国医大师——陆广莘

3位名师的教导、西医名校的系统学习、综合性大医院坚持中医特色的实践,使他中西汇通,学验俱丰。他遵循中医学原旨,执着探寻中医精髓,真知灼见别具一格,是当代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而卓然自立的代表人物。

“我是正宗中医出身,当国家号召中医药人员要系统学习西医时,我通过考试,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学,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在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

自18岁在上海开始学习中医后,陆广莘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老师的言传身教使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影响了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观点,激励他对中医真谛孜孜以求,奋斗不已。

陆渊雷的古文学和中医学造诣很高,蜚声医界。民国18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院长。“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办校宗旨要求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识。陆广莘作为函授弟子,不但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也打下了他兼收并蓄、融古汇今的学风基础。

章次公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时,陆广莘随他抄方侍诊。1956年关于五行存废问题的讨论时,章先生与他切磋讨论,并鼓励他发表意见。章次公“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的教导使他对中医学充满自信、自强、自立的决心。陆广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中医药》上,学术见解的锋芒和论辩的才气逐渐显露。

徐衡之提出“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临床上采用中西医结合取得良好疗效。陆广莘1957年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时,徐衡之任主任,对他言传身教。敢想敢干的陆广莘在一流西医院里开设中医门诊,创建中医病房,扩大中医临床领域,并于1958年秋在北京医学院开设《中医学概论》课程,吸引医疗系四、五年级和儿科系四年级学生听课,以及利用中医临床病例编写教材,推动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等,均得益于徐衡之的传教和支持。

对陆广莘学术思想影响深刻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陆广莘早年对王履进行了深入研究,很欣赏王履朴素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和历史的批判方法。王履的学术观点、论辩性强的文字,对陆广莘影响至深,这在其论文和言谈中处处可见。

3位名师的教诲,以及受王履等医家治学态度、观点和文风的影响,他不断勤求博采,继承创新。他思想解放,科学批判,独立思考,逐渐形成了高深独到的见解、超凡脱俗的观点以及执着的探究精神,这也使他在中医名家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

观点独到 超凡脱俗

他学贯古今,徜徉中外,才思敏捷,人谓之“明”;他兼收并蓄,思辨功深,学验俱丰,人言其“达”;他声名远扬,勤勉和蔼,言传身教,人敬之“尊”;他高屋建瓴,见解独到,卓然自立,人赞之“才”。

陆广莘是我国第一批“中学西”人员,受过正规的中西医教育,曾在中医、西医权威机构临床、科研和教学。他心智超群,且博极医源,遍求中外,不断参悟中医学的精髓,在中西医模式比较、当代中医的使命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形成了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在当今中医界中,因为敢于提出尖锐问题、善于逻辑思辨和观点独具创见,而被誉为“中医界的哲学家”。

“中医学之道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证论治的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是通变合和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凝聚陆广莘学术思想精华的《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醒目的话。

他认为医学模式转变的根本在于诊疗思想的转变。医生应该“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明乎物我之相分;实事求是,通健病之变以识环境利害药毒;有的放矢,循生生之道发现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讲求实效,用生生之具谋求天人合德生生之效。”这种深邃精辟、一针见血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当代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医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他强调“稳态调节与中医养生保健”的关系,指出人的健康模型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和谐,并非是“邪”的彻底消灭。他严厉指出,现在人们对细菌、病毒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是徒劳和好坏不分,反而使病害越来越多。

陆广莘的中医诊疗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刻,说理精辟。他说:“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的目标对象和发展对象,是中医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他将这一思想时时落实在诊疗过程中,记者曾跟随他门诊,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他经常对病人机体顽强的生命活力发出赞叹,鼓励病人与病魔抗争:“你的病有好转,不是我的功劳,是你自己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坚持!

”临床上,他从社会、人文学等角度对病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全面分析,鼓励病人发挥机体自愈能力,这是他“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的精彩体现。

由于陆广莘强调医生应充分调动人体内一切因素驱除病邪而恢复健康,所以他呼吁客观、正确看待药物作用。他指出,医生是“聚毒药以供医事”,不要绝对地看待某种药物的功效,利用药物治疗疾病时要趋利避害。

他早在1973年就发出的清醒而独到的警示“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在由于滥用药物、过分依赖药物等不断发生药害事件的今日,不能不令人赞佩。

自古江南多才俊,陆广莘的才气在中医界鼎鼎有名。他发表有百余篇论文,篇篇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精辟独到,充满了对中医学的热爱和殷切期望,洋溢着忧国、忧民、忧中医的激情。200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其学术论文80篇汇集为《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

研读这些文章,正如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言:“中医界人士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陌生的‘洋味’;哲学界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新鲜的‘土气’,但它确实为中医界讲清了许多难以讲清的问题。”的确,捧读这本书,必须荡涤心中浮尘,才能通过其融合中西医学、物理学、哲学等概念的语句和别具韵味的行文表述,随其跃动的思绪,进入探究中医学千古奥秘的时空隧道。

中西汇通 医术不凡

他在国内一流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并崭露头角,源于他坚定的中医信念;大量疑难危重病症用中西医治疗取得的显著疗效,靠的是他对中西医优势的巧妙组合运用。

身处国内一流西医院的西医强势环境中,一个中医很容易被西化,但陆广莘反而更坚守中医,并且从医院中脱颖而出。他才智过人,勤勉不懈,博闻强记,1957年至1983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26个春来夏往中,他用中西医诊治各种疾病,不但取得了科研、临床、教学的丰硕成果,还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对中西医诊疗思想进行比较和总结,逐渐形成了其能深刻诠释中医原旨、实践基础深厚的诊疗思想。

在中西医诊治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肝炎、肝硬变、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喘息性支气管炎、苯中毒等大量疑难危重病中,陆广莘先后得到钟惠澜、吴阶平等名家的指点,受益良多,也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他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制的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

一些西医大夫开始认识中医,遇到难题时求助中医,提高了中医在综合性医院的地位。他与高水平的西医同事交流合作,针对一些疑难疾病如急腹症、血液病等开展科研。在北大人民医院后来取得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中西医科研项目中,也有他付出的心血。

陆广莘长于临床,勇于实践,但他在全面细致的临床观察中,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进行临证实践的反思,笔耕不辍,经常写出了理论水平高、见解深刻的论文,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他只是个中医理论家。1959年他在总结中医治疗乙脑的论文中,提出乙脑不是“温邪首先犯肺”,而是“暑邪直入心包”。

讨论了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人提出的“邪入心包”之证,及时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以截其路”的治疗思想,谓他们开了近代“截断疗法”之先河,较早挖掘了后来名闻遐迩、在许多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中有重要价值的“截断疗法”。写此文时,陆广莘刚到医院两年。

1976年,陆广莘在长期治疗高血压病中观察到,改善高血压病人的血流供求不平衡是治疗的关键,辨证论治可助机体的自稳调节能力,比单纯的减压治疗更有意义。

1987年,陆广莘作为我国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被派赴坦桑尼亚。面对对方专家的质疑,他沉着应对:对艾滋病这些病毒性疾病,抗病毒治疗未必是唯一的或最佳方案,中医治疗乙脑、乙肝、天花、麻疹等并非消灭病毒,而是重在提高免疫功能和屏障功能。

中医有许多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经验可以借鉴,可推之百病而不惑。这种看待疾病的思想体现了他的学术造诣,以及他对事物超乎常人的深邃领悟和体验,也是他临床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法宝。

陆广莘不爱细谈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记者多次询问,他只是说,每个病人都不同,有些个案很难重复,关键是诊疗的思维方式。记者猜想,抑或是64年行医生涯中看过的病例数不胜数而使他不胜枚举,抑或是一病一方不足以反映他的整体诊疗思想,抑或是他默然牵系于心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现在陆广莘每周一出门诊,主要接诊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类风湿等疑难杂病,病人中既有附近的老熟人,也有定期乘飞机来的外地人,还有远涉重洋的海外人士。

小李是陆广莘的传承博士后学生,她告诉记者,老师总是从战略高度对疾病的中西医诊疗进行讨论,比较中西医学模式、诊疗思想,这突破了仅仅着眼于一病一方研究的套路。尽管如此,陆广莘还时常向自己、向别人发出提问:辨证论治的“证”是什么?辨证诊断要发现什么?辨证论治要实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