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历史 揭秘:你知道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吗?
山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大同位居内外长城之间,又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活动交往的重要场所。公元1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原居内蒙古额尔古纳河畔、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族拓跋部自东向西南迁徙,势力日渐强大。
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自内蒙古盛乐(今和林格尔境内)迁到平城(今大同),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再次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几近百年。
由于拓跋王朝没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他们入主平城之后,为了解决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鲜卑人不得不从汉族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库中寻找出路。
北魏王朝共有148年的历史,在大同定都将近100年。在这近百年的历史当中,有6位皇帝和1位南安王主政。为了统治的需要,北魏王朝的6位皇帝大多信奉佛教,致使佛教传入东土之后,在北魏达到隆盛期。北魏诸代皇帝崇信佛教是云冈石窟开凿的重要条件,而造成云冈石窟开凿的直接原因,还要从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谈起。
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24年继位后十分崇信佛教,他是北魏诸帝中在位最久(长达28年)、武功最高的一位皇帝。后来太武帝听信了北方道教首领寇谦之和司徒崔浩的谏言,再加上公元445年,陕西发生盖吴起义,太武帝在平叛中发现长安的寺院藏有女人,认为佛门也不干净,于是在公元446年,太武帝 拓跋焘弃佛信道,下诏书在全国灭佛。
诸有图像胡经,尽皆击 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 宗”毁灭佛法的太武帝灭佛,佛教传入中国后首次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其实,太武帝的灭佛之举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北魏佛教的盛行,导致了寺院经济的急速膨胀,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北魏王朝经济的收入和发展。灭佛后不久,太武帝即身染重病,他开始对灭佛之举后悔,不久,太武帝死去,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
文成帝继位后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为了给其祖父太武灭佛之举进行忏悔,便下令在全国恢复佛教。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下达了《修复佛法诏书》。文成帝还把太武灭佛中幸免于难的高僧县曜和尚请回平城,并任命昙曜为沙门统,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
据史书记载,一日,昙曜和尚在平城郊外路遇文成帝车队,昙曜和尚的袈裟被皇帝的马咬住不放。由于有“马 识善人”的说法,文成帝以国师礼待昙曜。昙曜和尚为了国家和人民太平,征得文成皇帝同意,由国家出资,在京城西郊武周山凿山为壁,开窟5所。
当年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5所洞窟,就 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从第十六到第二十窟这5个洞窟。从和平元年(460年)开始,武周山下聚集着数万名工匠,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石破天惊的传世之作——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的开凿揭开了云冈石窟大规模雕凿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北方佛教中心已从凉州转到大同。云冈石窟的出现使北魏的佛教具有十分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主要表现在早期开凿的5个洞窟已经成为忠君礼佛、拜佛如同礼皇帝的政治场所了。 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5洞窟内的主佛像就是为北魏王朝太祖以下 的道武帝珪、明元帝嗣、太武帝焘、景穆帝晃(未继位)、文成帝浚而建造的,因此,昙曜5窟主佛形体高大,气势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