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总设计师——太虚大师
时代推出了太虚大师,大师也毅然以改革佛教为已任,他“研考规律,熟察环境,补偏救弊,统筹全局”,提出了在近代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革命”(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此三大革命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出世”和“神本”变成注重“入世”和“人本”,并提出“人生佛教”的口号。
“人生佛教”之思想特色,要而言之,大体有二: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入世”精神。所谓“以人为本”,亦即主张学佛先从做人开始,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增进成佛”。所谓“入世”精神,亦即强调把世间法与佛法统一起来,在入世中求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此诚如太虚大师所言:“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皆可读也。”
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生佛教”,近几十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风行全球、成为世界佛教主流的“人间佛教”,实是“人生佛教”之延续与发展。大师为振兴现、当代中国佛教所作的贡献,厥功至伟!
本文从“人间佛教”出现的时代背景入手,总结太虚大师一生在佛教改革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启发后人继承太虚大师的遗志,发扬光大“人间佛教”理念,利生济世,造福社会。
1、英雄佛子,应运而生
太虚大师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90年),十六岁于苏州小九华寺依士达上人为师,取法名唯心,字太虚。同年十一月间,于宁波天童寺依寄禅(法名敬安,别号八指头陀)受具足戒。从此之后,太虚大师经历严格的佛教传统教育训练:先后从歧昌禅师受学《法华》、《楞严》等经,并阅读《指月录》、《高僧传》等书;大师还从谛闲法师等研习天台教观,并与近代另一著名高僧圆瑛大师,在天童寺结为金兰之好,互研经教。
1907年,在圆瑛法师的介绍下, 太虚于汶溪西方寺阅藏,读至《大般若经》时,某种不可言说的某种宗教体验无声地降临了:
“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剎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随意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所学内学教义,世谛文字,悉能随心活用。”
直到此时,太虚大师一直在传统佛教的熏陶下,一心勤学苦修,只求“超俗入真”的个人解脱境界,并对此十分自信:“当时如果从这种定慧心继续下去,三乘的圣果是可以成就的。”(《自传》)然而,当他在1908年遇到晚清僧界开新学风气的先导人物华山(云泉)法师和栖云法师后,太虚大师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当时的中国,列强凌欺,清廷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危机四起……有识之士,奋起救国,各种思潮盛行。在华山法师和栖云法师的介绍下,太虚大师先后阅读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的《告佛子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深受激励,向往革命,革命的种子在他心灵深处扎下了根。
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困境,佛教的命运比国家的命运也好不到那儿去:寺院大多默守成规,自我封闭,经教失讲,热衷于经忏佛事;佛教渐渐沦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学佛的目的只是为了“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至于如何提高生活素质、活得快乐,则没有人关心。
太虚大师对此很失望,但没有绝望,这反而激发起他护教、护国之热忱。残酷的现实,彻底改变了太虚大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从此步出山林,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开始了他的佛教改革事业。
2、 三大革命,振兴佛教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首次发生历史性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不息。太虚大师也不例外,针对佛教如何卸下滞重臃肿的包袱、轻装前行这一刻不容缓的问题,太虚大师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行动”。“余愤僧众之委靡顽陋,拟用金刚怒目、霹雳轰顶之精神,摇撼而惊觉之。”
1912年,太虚大师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进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提出改革佛教计划,中山先生以手令褒勉之。旋倡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成功,而留下“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太虚大师自谓:“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
与此同时,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出现了“庙产兴学”风潮,各地当局往往以教育经费无着为名而强占寺产。这更使他坚信,“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自传》)故太虚于1913年2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革命:
“教理革命”——革除旧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以及厌弃世事的消极主义等,而积极倡导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准则,去改善国家社会,增进人类的互助互爱,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导人类的向上发展而更加进步。
“教制革命”——通过对僧众生活、组织制度的改革,建立起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能主持佛法的僧团。
“教产革命”——反对把寺庙佛教财产变为少数住持的私产,废除按法派继承遗产的制度,而要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各种佛教事业之用。
由以上分析可见,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实际上是从思想、制度和经济三方面对中国佛教进行现代化的改革,标志着中国佛教由“传统”向“现代”迈进。
3、知行合一,兴办教育
“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是个千古难解的哲学命题。古往今来的先哲、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太虚大师一生来看,似乎说明“知易行难”。自从太虚大师在1913年提出“三大革命”以后,分别从理论上阐述,并建立组织去推广这一理念,然而皆收效甚微。
这使太虚大师意识到,革命的行动固然需要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没有行动的理论,说得再好,也只能停在口头上。鉴于此,太虚大师以“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为其一生的实践总纲,以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为突破口。
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全国各地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 一大批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太虚大师之得意弟子,有芝峯法师,法舫法师,大醒法师,法尊法师。此四位法师世称“太虚大师座下四大金刚”又如印顺长老等,皆是大师之得意弟子,都对佛教日后的发展、僧才的教育、佛学院的创办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4 、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1928年,不惑之年的太虚,经过十五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提出中国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太虚大师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
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
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
一般人认为,人间佛教起源于太虚大师,其实不然。人间佛教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佛陀“以人为本”的教化,其宗旨是教导人们如何离苦得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和不同地区,人类所面对的痛苦有所不同,解除痛苦的方法也因此而各有差异,各种形式的人间佛教因此而产生。
然而,无论是大乘佛教的行菩萨道、惠能的从“心”做起,还是太虚大师的“学佛就是学做人”、赵朴初居士的“庄严国土和利乐有情”,或是星云大师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以及一行禅师的“活在当下”(现法乐住),其宗旨只有一个——以人为本,解决人的问题,使众生获得解脱。
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而奋斗。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孙中山在他的遗言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中,太虚大师认为,佛教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然就自身而言,“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令人鼓舞的是,赵朴初居士、星云大师、证严法师和圣严法师等大德将这一理念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中。而今,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在大陆、香港、台湾乃至世界各地都深入人心,兴盛一时,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太虚大师因而也成为世人敬仰的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