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主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的陈建功和苏步青

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1931年也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按照预约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从苏步青到浙大的1931年开始,他们俩人便密切合作,首创了独具特色的“数学讨论班”。

当时该讨论班称为“数学研究”,参加者是助教和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定期举行讨论和答辩,并规定:“教师没有通过‘数学研究’这门课的就不得升级,学生尽管其他课程都及格,而‘数学研究’不及格的也不得毕业。

”以此严格要求,培养年轻人的创造能力,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他俩立下宏志:“要在二十年内把浙大数学系办成第一流的数学系。”1933年,陈建功主动将数学系主任的职位让给比他年轻而有才华的苏步青。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他们个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对待他们既定的目标、事业,却锲而不舍,克服重重困难,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战争年代,出色地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迁至离杭州120公里的浙西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县城。陈建功将母亲和孩子安置在老家绍兴,自己和浙大师生一起西迁;苏步青也将妻子(日本人)和儿女送回平阳县的山村,随后赶到。1937年12月24日,杭州失陷,建德告急,浙大第二次搬迁,于1938月3中旬到达赣中吉安地区的泰和县。在泰和苏步青给他在老家的妻子寄去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三年海上不能忘,六载湖滨乐未央。 国破深悲非昔日,夷来莫认是同乡。 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 且住江南鱼米地,另求栖息费思量。

诗中表达了作者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对远离自己妻子儿女的思念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当时的艰难环境。1938年夏,日军侵占江西省九江,战事激烈,浙大被迫再往西迁,此次迁往桂北的宜山县。浙大师生在宜山,不仅受到当地疟疾病的严重威胁,而且还遭到日机有目的的狂轰滥炸。

然而条件无论多么恶劣,浙江大学始终没有放弃教学与科研。陈建功和苏步青时常带上讲义、饭盒、酒瓶,数小时地呆在防空洞里备课或写研究论文,上课和数学讨论班没有因为战时条件困难而停息。

没有教室,他们就地利用山洞,搬来一块大石板当桌子,大家围着石桌而坐,讨论研究仍然十分热烈,那时,参加苏步青主持的微分几何讨论班的有: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吴祖基等;参加陈建功主持的函数论讨论班的有:程民德、卢庆骏、项辅宸。苏步青还利用间隙,抓紧为他任主编的《中国数学会学报》组织稿件。

在宜山停留了不到一年半,1939年底,广西省会南宁失守,宜山形势危急,逼迫浙大师生作第四次大迁移,方向是到贵州北部的遵义。黔桂之间,山峦重叠,道路崎岖险阻,又正值隆冬季节,沿途冰凌雪松,师生们带着行李仪器长途跋涉,有时连个打地铺过夜的地方都没有,就这样历时月余,于1940年2月到达黔北重镇——遵义。

在两年半时间内浙大共迁移四次,途经浙、赣、湘、粤、桂、黔等6省,行程2600多公里,陈建功和苏步青随着他们的学生,一起颠沛流离,共渡了许多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到达遵义后不久,数学系搬到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在那里居住了6年,直至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返回杭州。

陈建功在随学校西迁期间,妻子失散、父亲亡故、老家遭盗,一个年幼的孩子生病,因无钱医治而丧命。接二连三的灾祸,致使原本爱好音乐的陈教授,以后一听播放日本歌曲,便令家人把收音机关上,这场侵略战争,给他带来的国难家仇太深重了!

 抗战爆发后不久,苏步青突然接到岳父病危,要他全家火速赴日见老人最后一面;同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也来电聘他任教,且各种待遇从优。他慎重考虑之后,对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妻子被丈夫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决定和丈夫一起留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她先去了平阳乡下避难,1940年暑假被接到湄潭,一家人过着缺吃少穿的战时生活。由于营养不良,他们的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在抗日战争的8年期间,尽管陈建功和苏步青的家庭都蒙受了巨大灾难,但他们在任何环境下,对待自己的教学、科研,却从来不曾有半点马虎、松懈,总是充满了希望,一直向前!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研究水平,他们决定从1940年起招收研究生,程民德是陈建功的第一个研究生,苏步青的第一个研究生是吴祖基。

这年9月,中国科学社发起在昆明召开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陈建功带着浙大师生的一批研究论文,自费长途跋涉在颠簸不平的滇黔公路上,翻山越岭赶赴昆明开会,成了从外省赶来参加这次联合年会的唯一数学家。在会议期间,大后方的数学工作者们倡议成立了新中国数学会,陈建功和苏步青二人都当选为新中国数学会的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