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科学院曹洪欣】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谈中医药
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不仅要重视国内中医药事业,也应让中医药惠及更多国家和民众。前不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在3年内,形成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在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创新如何发挥“助推器”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
记者:推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曹洪欣:中医药学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领域,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自古以来,中医药就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伴随早期的商贸活动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以不同形态成为沿线民众共享共建的卫生资源。
推动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明与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成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软实力。
记者: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曹洪欣:中医别具一格的个体化诊疗方法,体现了中国人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阶段到动态的整体观和辩证法。同时,中医还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人文和生命科学相结合的系统医学体系。在养生、预防和疾病康复方面,中医药的优势也非常明显,特别是“治未病”理念,更是中医药的精髓。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其优势就是要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
不仅如此,中医在应对突发性流行性疾病与疑难重症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大疫流行有555次,疫病流行最严重的时期,一是在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确定六经辨证治疗伤寒病;另一是在明末清初,新发瘟疫的出现,形成卫气营血与三角辨证的防治原则。
这两个时期,西医还没有进入中国,自然靠的是中医。2003年非典肆虐,在病因还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中医进入防治一线,为攻克非典作出重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安全有效。
另外,面对疑难重症,中医个体化诊疗与整体综合治疗模式,不仅能应对多方面复杂的致病因素,更能调动自身的抗病能力,使人体达到形神合一、阴阳平衡状态。因此,中医优势也是当代医学追求的方向,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让世界了解中医药,还能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促进中医药为人类健康服务。
记者:如何应对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的困难与挑战?
曹洪欣:可以说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的差异,沿线国家卫生管理模式大部分建立在现代医学体系上,中医药面临文化、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壁垒;传统医药在大多数国家处于补充和替代地位,发展环境不容乐观;国内中医药事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尚显薄弱,“走出去”的基础有待加强。
同时,现有外向型合作机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团队尚显不足等。因此,我认为现代化是推动中医药发展,进而助推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
部分人认为,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也有人认为,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是中医西化。事实上,屠呦呦从中医古籍中获取灵感发现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掘中医药宝库精华的示范,使中医药更容易被接受;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影响青蒿、黄连等在传统中药配伍上的应用与中药制剂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化社会需要现代科学,也需要现代化的中医药,因此,不能把中医药现代化视为洪水猛兽,盲目抵触。只要坚持中医主体发展,注重中医理论、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结合,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就能避免中医药现代化的偏颇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