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与太监 宦官专权与外戚干政是怎么回事?具有哪些特点?
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中央官僚体制的运转相对西汉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状况。西汉时期的中朝官——尚书,这时扩建为尚书台机构,权势日益增大,从而逐渐蚕食丞相职权。然而尚书官职位卑微,权力向更高的皇帝集中。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趋势,但权力的过度集中也为宦官和外成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至东汉中期以后,政治上遂出现了宦官与外戚轮流干政的状况。
外戚群体以其家族优势,一般可以轻易地升迁至待中、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官职。侍中之职执掌并不明确,在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于预尚书台事务。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即位时多在年幼,这就为太后干预朝廷事务提供了条件,而古代的政治体制限制太后步入朝廷前台,于是外戚以其特殊的身份,轻易通过太后控制皇帝,实现于预朝政,故外戚的干政多以家族形式体现。
与此同时,东汉的宫廷内官均由宦官充任,皇帝在活动空间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宦官成为其唯一可以信赖的群体。宦官与皇权的接近成为其走上政治前台的天然优势。随着皇帝年龄的不断增长,逐渐不满于受外戚控制,利用宦官削夺乃至颜覆外戚的专权成为东汉时期的常态。
外戚的执政是以皇帝的幼弱为前提,往往以皇帝的年幼无知而以孩童视之,轻视乃至忽视皇帝是东汉外戚执政的共性。这一共性也成为他们最终覆灭的决定因素。随着皇帝年龄的渐长,不甘于受外戚挟制,双方的矛盾逐步增大。为了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力,皇帝只有依靠自己唯一可以信赖的同样被外戚忽视的另一群体一一宦官,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的激化,最终演变为兵戎相见。
皇帝亲政后,助其夺权的宦官作为皇帝最信赖的力量自然成为炙手可热的群体,于是又迎来了宦官专权的时期。
然而皇帝死后,宦官因身份卑微没有资格进入辅政群体,随着新帝登基,另一个外戚家族随即掌控朝政。可以看出,外戚与宦官围绕权势的争夺,均有一个先决条件,即皇帝的幼弱及其逐渐成年。这种围绕权力的争夺衍生出的外成宦官的交替执政,遂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运作的一个特点东汉第一个干政的外戚是窦氏家族。
汉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加官侍中,成为太后最得力的助手,出人宫延,掌管机密,出宣诰命。随后开始按照自己意志任免朝延官吏,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如窦宪以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一旦羽毛丰满,朝廷的日常行政便摆脱了皇帝和太后,从而围绕窦宪为核心,窦太后退居幕后。
宦官郑众作为此次政变的核心人物,从此参与政事。
延熹二年、梁皇后病死。这时已步入成年的相帝对梁氏家族的专权极为不满,于是历史的一幕再次重演,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周密筹划后,除掉了梁冀,一举颜覆梁氏家族力量。
梁氏被灭以后,宦官势力又迎来了春天。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璦及小黄门左馆、唐衡,因在夺权过程中立功,五人同被封侯,权势达于顶点。至汉灵帝刘宏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等十常侍把持朝廷。太傳陈蕃与外戚窦武联合诛杀宦官的计划失败后,引发宦官对党人的仇視,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党個之祸,东汉宦官的势力发展到顶点。桓、灵时期宦官的干政,与以往有所不同,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干预选官制度。汉代选官采取察举制度,这本与宦官无关。桓、灵帝时期察举系统为宦官把持,成为其结党的工具。
(二)干预司法。这一群体掌握了一个特殊监狱一一北寺狱,因其隶属于黄门署,故又称“黄门北寺狱”。宦官遂将其作为对付政敌的工具,往往在这里审理朝中大臣。
(三)典领禁军。禁军为负责皇宫乃至京城防御的军队,是皇帝亲兵,其中包括虎责、羽林、厩驺等营。宦官典领禁军,是从桓帝消灭梁氏家族是开始的。到灵帝时,这一制度被沿袭下来,成为宦官掌控京城局势的重要工具,宦官借此维持了自己权势的长久。
(四)亲属多参与政事。随着察举制的蜕变,宦官集团打破陈规,将大量亲党充斥进官僚体系,宦官集团的势力开始膨胀,并直接滲透进朝中百官,宦官主政不再孤立。(五)对诏书的掌控。宦官掌控了皇帝管理国家事务的工具诏书,从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这表明东汉的宦官专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双方在政权上不断地角逐,最初体现为皇帝与外成在权利上的争夺,直至宦官掌控军队并掌控皇帝后,遂在与外成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这时活跃在社会上的士大夫群体则相对孤立,他们崇尚气节,一般不参与外戚与宦官的权势争夺。但从士大夫在朝中的参政经历看,对宦官这些刑余之人他们还是排斥的,当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他们无法回避时,还是较多地倾向于外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