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詹启敏】詹启敏:精准医学与北大医学

2015年,美国提出精准医学计划是因为美国希望继续引领医学进入全新的时代,另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奥巴马医改的不足。与此对应,英国也开展了“10万人基因组计划”,想成为癌症和罕见病遗传研究的全球领先者。

中国的精准医学计划,其实早在国家的“十一五”计划中,就布局了相关研究。2015年之后,“精准医学”逐渐成为国内医学界关注的热点。

2015年,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但目前,中国距离“全民健康”还很遥远。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国每年的恶性肿瘤发病人数为430万,年死亡人数为280万,心脑血管疾病年死亡350多万,我国有高血压患者2.7亿,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老年痴呆每年增加30万,乙肝感染超过八千万。重大疾病是造成我国人力资源丧失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任务面临巨大挑战。

目前,我们使用的药物中,95%知识产权是国外的,有相当长的专利保护期;我们的大型医疗装备,95%是进口国外;临床上广泛应用的诊疗规范标准指南里,95%的内容主要采纳国外建议……这些都是我国健康事业战略发展中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任何一种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最终控制,以及慢性非传染型疾病的临床诊疗突破几乎都有赖于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何现在提出推动精准医学发展?也正是基于医学科技的发展:首先是生物芯片、蛋白质技术发展带来的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革新,其次是分子影像、手术导航和微创技术等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的进步,再次是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这些都促使了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

Q “精准医学”,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中国“精准医学”的发展目标是怎样的?

詹启敏:目前我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位于国际前沿水平,分子标志物、靶点、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迅速,部分疾病临床研究都位于国际前列,临床资源丰富,病种全,病例多,样本量大,拥有一批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基地和团队,这些都意味着,在精准医学开展的工作基础方面,中国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

我国精准医学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为目标:要建立国际一流的精准医学研究平台和保障体系,自主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要研发一批国产新型防治药物、疫苗、器械和设备;要形成一批我国定制、国际认可的疾病预防和临床诊疗的指南标准、临床路径和干预措施;要提升重大疾病防治水平,带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和健康服务等产业发展;要支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模式变革,推动“健康中国”。

2017年3月31日,应詹启敏邀请,诺奖得主“DNA之父”詹姆斯·沃森到访北大医学部并做演讲,詹启敏在致辞中介绍了沃森博士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伟大成就和意义及其对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奠基作用,并强调了其倡导“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历史性贡献。

Q 在国家“精准医学”发展的战略中,北医有何优势、劣势?

詹启敏:医学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科学研究、科技创新,二是学科交叉。纵观100多年现代医学发展,临床上诊疗的任何一项新技术、新装备、新药品的应用都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我们的医学从最初的一个听诊器、一把手术刀、一台显微镜、几种抗菌素,发展到今天的核磁、彩超、CT、PET-CT、加速器、机器人、微创、靶向治疗等,都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的成果。而在这两点上我们都有优势。

科学研究是从临床问题出发的。在北大医学部临床医学体系里,有6所直属附属医院、4所共建附属医院和14所临床教学医院,是我国医学界中最大和最好的临床医疗体系之一。目前,北大医学部拥有中国最好的运动医学、生殖医学、肾内科、泌尿外科、骨科创伤,血液病、口腔医学、消化道肿瘤、精神疾患等十几个优势学科,医生队伍实力强。我们有很丰富的临床资源,接触的病例多,疑难杂症多,这就非常容易从中发现问题、开展研究。

科技创新需要学科交叉。医学需要跟光学、电子、材料、纳米技术、生物信息、大数据结合…而北大综合学科优势大,非常有利于医工结合、医理结合。

科学问题和前沿科学的结合,这是精准医学发展的基本。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它即将成为国家健康大数据研究院;建立了北京大学精准医疗多组学研究中心;即将建立和发展分子影像中心、智能医学中心、医学交叉研究院、屠呦呦创新药物研究院等。

北大将加强生物医学工程、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医学免疫、神经科学等前沿学科的布局,并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建立发展北京大学肿瘤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心血管病研究中心。

做精准医学,北医应该是中国最具优势的阵地之一。

劣势是什么呢?

首先,在精准医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大家还是以个体形式,或以单个科室,开展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推动一些前沿学科的聚合。

第二,我们的共享平台建设还不够。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北医共享的机制、平台,让资源能够流动。

第三,推动北大综合学科与北医的合作,这一块我们刚刚开始做,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模式和成熟的机制。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临床医学 X委员会”,但也只是刚刚开始实践。

这些都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完成的,我们需要探索形成新的机制、模式,能够鼓励大家形成合力,做成事。

北大医学应该是国家医学的排头兵,是国家的医学中心、科研中心,做好前沿科学的研究、创新、转化、推广,是我们的责任。北医在精准医学的发展上,历史机遇和平台条件是具备的,我们要把握住,要能做好。

Q 精准医学对医学教育的影响?北医如何应对?

詹启敏:精准医学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医学的科技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所以我们的重任是培养医学生。

北大医学的人才培养将立足于首先培养卓越优秀、具有临床胜任力的临床医生,优秀的药物研究、公共卫生及护理专门人才;更要培养面向未来医学、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精英人才,这些人才具有临床优、基础厚、后劲足、科研强、通识宽、国际化的特点。

目前,医学课程设置上与百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医学早已大踏步地前进了。基因组学、遗传学、蛋白质组学等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对疾病发生内因的关注更加深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的应用也能帮助医生更好地诊断,减少误差。

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产生,要求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也应有所变化。我们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逐渐补充进去,需要顶层设计,进行布局。

我国对国际临床诊疗标准指南的贡献是比较低的,未来,中国要想变成医学强国,年轻人必须有所作为,医学教育必须跟上时代发展。

人才培养,一定要在综合改革的基础上往前走。

Q 精准医学的发展对医学伦理提出怎样的要求?

詹启敏:新技术的发展,会涉及到很多新的伦理问题、法律法规问题。

我国现在越来越注重中国人遗传资源的保护。比如,如果你现在试图把几百人的血液样品带出海关,那肯定是违法了。新的法律规定,中国遗传资源不可随意出境。

精准医学涉及个人基因等很隐私的东西,这个也是不能对外泄露的。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携带某些疾病的易感基因,有些是隐性基因可以遗传,这些信息如果对外披露,都可能带来社会歧视等诸多问题。

首先,需要由国家来立法,基因信息不能变成商品。其次,需要重视医学伦理,尊重个人从遗传学到生理、病理所有的隐私。

北医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专家团队在进行伦理相关的研究:如何选择受试人群、如何保护隐私、如何对受试者隐私进行补偿等。

Q 在精准医学浪潮下,您对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有什么个人建议?

詹启敏:精准医学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工程,涉及人类基因组测序、生物芯片技术、临床医学技术和装备、大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等。精准医疗需要精准诊断,主要包括分子诊断、分子影像和分子病理。基因组学测序、生物芯片、医学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大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的出现(包括介入治疗、3D打印、分子影像、微创技术、人工智能等),整合起来方可使精准医学成为可能。

关注前沿科技发展的人,永远站在发展的前沿。

我希望医学生,对精准医学涉及到的这些技术、理论要有所了解,在医学生阶段完成后,进入到临床阶段时,能有一个好的基础。

从事医学研究,一定要懂辩证法,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治病着眼外因,病毒、细菌、寄生虫、恶劣的生活环境、精神刺激等;但为什么同样一批人,暴露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得病有的人不得病?同样临床分级,相同治疗办法,为什么有的人效果很好,有的人效果不好?我们对于内因的变化研究不够。

我希望医务工作者能接纳前沿科学的发展,对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要进行思考,尤其是那些经常碰到的,天天碰到的难题,一定会有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在后面,可以进行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