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退休】范恒山:突破体制问题这个瓶颈是改革关键

范恒山:突破体制问题这个瓶颈是改革关键

7月28日,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青岛田横岛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新浪财经对会议全程进行直播。以下为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演讲。

范恒山:时间关系,我说两点,尽可能的简洁。第一,互动一下,做一点评论;第二,围绕主题,补充提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小敏刚才谈到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的问题,即实实在在使公务员特别是行政首长得到高薪,以高薪养廉,以高薪促进向国家事业负责,作为一个公务员,我倒是乐观其成。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首先要说的是,现在公务员虽然直接的收入不高,但直接的开支或享用却不低,很多的享用并不体现在工资上。

为什么现在报考公务员那么火爆,这恐怕是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超工资外的享用在规范后加以确认呢?这当然有照顾前后左右的问题,你的工资搞那么高,下岗职工怎么办?退休人员怎么办?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问题。

上上下下综合的看,我们公务员的队伍是相当庞大的。如何把这些工资外的享用都体现为工资,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所以小敏说得对,加工资的前提是要减人,但要减人,就必须减职能,这就是所谓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了。不减职能,人是减不掉的,1998年的机构改革,我们减了一半人,但由于职能最终没有减掉,为了完成事务就得到处借人,现在机关里借了不少人。

一涉及到职能转变,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涉及到关键的两条:第一条,良好的微观基础,它能使政府不能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比如说私人企业,政府部门就不能去任命人家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就不能去干预人家的具体事务。

政府就少了很大一块事务。但我们的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企业形态也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公有制企业就决定了政府和它的必然的事务关系。第二条,良好的公共财政,它能够保障政府去干那些必须干的事情,从而不需要去搞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行政垄断;也不需要去办企业、干预企业或去招商引资。

但建立良好的公共财政又跟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科学划分密切相关,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很难把事权划分清楚,自然也难以科学的划分财权。

这两条做到都很难,所以政府职能转变也难;政府职能转变难,减人也就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搞高工资也就很难。事实上,我们也很早就提过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的建议,但直至今天,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仍然不高,相应的,造成了国家的钱没有少花,但应有的效果却没有显现的状况。这是我做的一点评论。

我想再补充提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前面有的没有涉及到,有的虽然涉及到了,但角度并不一样。我尽量简洁地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第一个问题,经济发展与道德提升问题。按理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也应该不断的提升。但至少在目前我们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我们能感到的是,社会的道德底线在不断的下移。

举几个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比如说富人群体对穷人群体的漠视,许多富人不愿帮穷人,不愿搞慈善事业;比如说普通人群对特殊人群的敌视,有的富人的小轿车掉到河里去了,岸上的人在围观,甚至幸灾乐祸;比如说大众舆论对非理性极端化言论的追附追捧,今天在座的专家,应该都可以称为经济学家,许多媒体也是这么称呼大家的。

但前不久,有香港的学者说中国内地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这五个经济学家中可能还包括他的导师,那么最多只有四个了。

这种言论本来是不值得当回事的,但是在网上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有的人还煞有介事的去搞民意测验。比如说人们对各种不良风气的容忍与效仿,你搞假的东西,我也搞假的东西,于是什么都有假的,见怪不怪了。

比如说及时行乐的处事观的通行,与此相应的逍遥环境和场所的迅速发展,一些行乐的环境和场所国外没有,我们也有。还比如说潜规则甚嚣尘上、显规则渐行渐远。如此等等。经济社会不可持续的前奏往往是道德的堕落下滑,或者说是良好的社会公德的不可持续。

什么是与市场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相适应的道德观,什么样的道德观价值观是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支撑力量,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我们不光要注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要注意道德水准提升问题。

第二个问题,城镇化发展与土地约束问题。今天的讨论中,很多人都谈到土地,我想把土地问题与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谈,一结合起来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方面,有两句话都是对的:城市化发展占用土地是必然的;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是必要的。

但这两句话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加以保护。我们要守住18亿亩这条红线,不仅要坚持到2010年,还要坚持到2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总之是要节约土地。而从节约土地的角度来研究,我们至少还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解决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问题,现在城市的发展空间利用率太低,土地浪费太大,包括北京都是这样。二是整合农村土地资源。

包括现在发展最好的长三角地区,七零八落的自然村落也占用了很多土地,稍加整合,就会腾出许多耕地来。三是把企业、工业园区办到国外去,即发展跨国经济、飞地经济,也就是所谓土地资源的全球配置。除此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研究:一个方面,是土地制度问题。

有的专家谈到了土地的国家垄断或政府垄断问题,认为不好,我以为不能笼统地这么看。问题不在于垄断,而在于用什么方式去垄断。比如我们的香港特区,在土地的问题上,政府垄断的就相当有效益,不但节约了土地,而且把出让的土地卖得很高,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收入。

另外一个方面,要研究影响土地占用的其他因素。今天的土地是多了还是少了,不能仅从土地数量上看,还要看其他的因素。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们只有六亿到七亿的人口,但那个时候的土地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可是解决不了我们的温饱问题,城市的人们需要“上山下乡”,农村的人也吃不饱。

现在呢,土地少多了,只有18亿多亩;人口多多了,近14亿,但是我们却能够做到丰衣足食。

所以今天研究土地问题,研究城市化该不该占地、该占多少地,需要研究一些相关的因素,比如由技术水平提升、粮种改善形成的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比如非粮食食品对粮食食品的替代;比如耗粮产品原材料的更换,例如酿酒,现在也可以用木薯了;比如粮食的进口等等。

这些影响土地的因素都要考虑。还要做一些国际比较研究。在这种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来确定一个城市化进程最大的用地限量。现在单项研究多,综合研究基本没有。所以综合研究土地问题,研究城市化发展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是必须加以高度重视的。

第三个问题,行政主导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现实状况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快,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在增强,区域总的发展水平在提升,但是区域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究其原因,与行政主导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一个方面来自于地方为追求自身发展而造成的封锁。为了自身的发展,各个行政区的政府不惜搞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行政垄断。这样做就影响了资源和要素在超行政区领域的优化配置,也导致了各地区比较优势和最具有竞争力的要素的发挥,造成了产业的同构,从而固化或扩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比如重化工业,东部在搞,中部和西部也在搞;沿海在搞,内地也在搞。这样就造成了在同一产业层次上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竞争,不仅使先进地区不能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来竞争,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而且也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这样就扩大了差别。

另一个方面,来自于调控部门的左右为难。按理,调控部门可以通过有区别的区域政策,特别是区域产业政策来防止区域间的产业同构,从而推进区域间的功能分工与产业优化,但是,这种调节又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直接的抵抗和间接的化解,叫谁限制发展谁都不干,先进的地方说我有条件我应该发展,落后的地方说我落后更应该发展,这样有区别的产业政策最终难以落实到位。

这种左右为难自然就影响到区域间差距的缩小了。但解决行政主导经济的问题又很难。行政主导经济的背后是什么?是以GDP为中心,以GDP中心的背后是不合理政绩考核体系,不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的背后又是不完善的干部人事制度。怎么突破行政主导经济背后的体制瓶颈,促进资源和要素在区域间的相互流动,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分工的优化和比较利益的实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第四个问题,利益关系日益复杂条件下促进社会和谐问题。经济社会越发展,利益关系越复杂,利益关系越复杂,促进社会和谐的难度就越大。发达的地区走在前面,也就越早的碰到这些问题,而今天在个别地区碰到的问题,也就是明天我们整个国家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些地方发展起来以后,去的企业多了、资本多了、人多了,关系也复杂了,各种矛盾也就显现了。这些矛盾包括,内外资企业的矛盾、企业主和职工的矛盾、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矛盾、有户口的和没户口的矛盾、穷人和富人的矛盾,还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等等,这就对构建社会和谐带来了挑战,理顺这些关系、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有高智慧、高水平。

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恐怕也难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第五个问题,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体制创新问题。这个问题我在50人论坛的有关专题中专门做过发言,所以不再展开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现实发生的浅层次问题,也有久治不愈的深层次问题,但无论是浅层次问题还是深层次问题,背后都有体制问题。

或者这么说,浅层次问题的背后是深层次的问题,深层次问题的背后主要是体制问题。但是体制瓶颈很难被突破,我们从现实情况看,有两个现象比较明显:一是改革的动力似乎越来越薄弱;二是改革的阻力似乎越来越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体制创新、深化改革来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既显得十分必要又可能十分艰难,怎么突破体制瓶颈,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最后一个问题,全方位开放条件下的经济与社会安全问题。中国已成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国度。开放使我们获得了益处,可以说开放的程度有多高,你得到的利用外部环境的机会就有多大。但这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往往也是利用度越高,风险就越大;融入有多深,承担的责任就有多大。

你参加了WTO,你能够得到很多相应的市场和利益,但你也同时承担了相应的义务。我们要注意到,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你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各个方面的监督,各个方面的压力。

这里就有一个在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问题。一个方面,在迅速发展面前,别人会以各种形式来打压你,限制你的发展,比如设置有形无形的产品准入障碍,比如强迫你的币值升高,现在又有气候问题上的施压,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各种形式的打压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另外一个方面,在开放的过程中,各种力量的渗透性也强,许多重要的信息可能以我们不经意的形式,包括因为我们自己不经意的做法而被别人攫取。

反过来,这些信息可能成为攻击我们的依据和对付我们的手段。因此,越开放越要重视国家安全问题;越开放越要维护好国家安全。研究全方位开放条件下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