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查杨东平 凭什么道歉:我为什么要给杨东平几个耳刮子

凭什么道歉:我为什么要给杨东平几个耳刮子

从小到大,我听多了理论的教诲,听多了口号下的蛊惑。年轻的时候,某些理论或口号在耳边喧嚣一下,我就容易动心,容易信以为真。人愈不惑,才知道,很多理论和口号只是高调,一旦遇到现实里的残酷检验,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令人们思维紊乱,不知所措。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时下喧嚣的很多所谓素质教育的理论,就是经不起现实检验的纸做的花朵,一遇风吹雨打,马上凋零散落。不能否认,理论家们的出发点是很好的,无论是站在民族发展的角度,还是对个体家庭的教育,都试图指点迷津,以求皆大欢喜。但是,真理尚且有相对性,如果某些教育理论脱离实际,不能给平民百姓的孩子提供最具体最实在的成长谋略,那么,我们要它何用?

杨东平的《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就是这么一篇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空想。倘若实现他想象的教育管理模式,必须先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是,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必须要均衡,各个中学的教育和管理处于一样的水平线上,学生数量和学校设置、师资力量、管理水平,要相配。

二是,忽视高考对人才的选拔功能,学生们不存在升学的压力,即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乃至放弃中学教学对高考的针对性。三是,整个社会放弃社会阶层的流动,放弃社会角色的良性转化,放弃“人往高处走”的追求。四是,我们这个社会已经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已经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不存在生存竞争。

不仅杨东平的“校长梦”需要上述的条件,诸多所谓素质教育理论的付诸现实,都不能忽视上述的几个条件,否则,理论仅仅是理论,一旦跟现实脱节,就只能成为主观臆想。

诸多的“杨东平们”理论家,高调唱响,却不受用,怎么不可以打几个耳刮子呢?我想,这几个耳刮子还要打向那些迷糊家长,他们沉浸于理论的蛊惑,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实现理论目标的办法。衡中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摸索到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办学规律,呼应了这一方水土的人们,渴望提升社会阶层、提高下一代自身素质的根本要求。

打向“杨东平们”的第一个耳刮子,是对素质教育的混乱解读。有哪个专家告诉我们,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谓的素质教育包括哪些方面?怎么才能有量化的考核?为什么,一旦像衡中这样的学校,有了较高的升学率,却总是有些理论家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对较高的升学率大加鞭挞?升学率高了,就不是素质教育了不成?为什么非得把素质教育与高考升学率对立起来呢?

我想请“杨东平们”告诉我,如果我们农民的后代,通过高考,像你们的孩子那样成为都市的居民,有个高收入,享受都市的文化、教育、医疗资料,难道我们孩子的素质就没有提高?我们孩子接受的教育,难道就不是素质教育了吗?

打向“杨东平们”的第二个耳刮子,是叫嚣所谓的教育人性化。在他们看来,像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之类的超级中学,那么严格精密地对学生规范化管理,那么旗帜鲜明地拼高考,那么众志成城地喊响名牌大学的目标,似乎就是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逆天折磨。

在他们看来,孩子们的青春应该是花园般旖旎多彩,而教师们的教书育人也应该和风细雨,温柔有加。他们总是把这些超级中学,想象成“人间地狱”,管理者在拿着鞭子,驱赶着一群疲惫不堪的孩子在拼高考。在他们看来,那些老师和学生,都在违背着所谓的教育规律,在傻乎乎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我想请“杨东平们”告诉我,无论是衡水中学,还是毛坦厂中学,你们委身莅临指导过几次?当你们拿着高收入,颇有心得地研究所谓教育理论的同时,你们知道那些年收入不及你们十分之一的平民百姓,对孩子报以多大的期望吗?你们说应试教育是对孩子成长的摧残,我们却说,每一次考试都为我们的孩子搭建了一个成长的阶梯。

如果照搬你们提倡的教育人性化,而忽视教育对人才的选拔功能,难道,我们的孩子怎么能超越父辈,使自己的生活摆脱拮据?

打向“杨东平们”的第三个耳刮子,是总是依仗所谓的素质教育,淡化高考,淡化应试。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但高考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就摆在那里。倘若没有高考,时下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很多人,就依然像父辈那样,或者劳作于田间,或者就职于工场。

无论在国家机关,还是在高等学府,时下成为中间力量的那一个社会群体,多半都是沾了高考的光。如果没有邓小平复出后恢复的高考制度,时下我们社会的精英阶层,很难脱离父辈的生活环境。陈章良也许依然是沿海的渔民,俞敏洪也许依然在田间插秧。高考就是使人改变生活轨迹的金钥匙,你们何必淡化?怎么可以绕开高考、淡化应试去妄谈所谓的教育理论呢?

我想请“杨东平们”告诉我,你们以及你们的孩子,是不是沾过高考的光呢?如果给你们一把随意改革中国教育的马良神笔,你们难道能把高考的功能抹黑?为什么,你们谈及素质教育的时候,总是刻意地躲避开考试呢?倘若没有了高考,亲爱的教育专家们,请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怎么才能像你们那样,有一个安静宽敞的书房,有一张每月都发薪的工资卡,有一个可以发表自己见解的平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通过高考而“攀高”,有何不可?

打向“杨东平们”的第四个耳刮子,是这些人动辄搬用所谓的国外教育体制,总结出国外教育环境才适应的理论,来拿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来说事儿。这些专家们可谓登高看远,学识渊博,他们拿着国外的教育模式,指责中国的教育,巴不得一夜之间,让中国的教育管理向国外的教育来一个东施效颦。

他们总是拿着民族发展的远大目光,把国内的教育抨击得一无是处。他们惯于把国外的教育模式,制作成一个“放之中国而皆准”的筐,凡是他们看得不顺眼的现象,都放在国外标准的筐里,挑毛病,找不足,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国情,非要把中国教育向国外教育看齐,否则就是中国教育的罪恶。

我想问问“杨东平们”,单凭你们的胃口,吃得消国外那种三成熟带着血丝的烤牛肉吗?国外教育确实存在着令人钦羡的优点,但是,这是在中国,离开中国现实,非要跟国外的教育体制看齐,说轻点,你们是在照搬理论,妄自菲薄,说重点,你们是在犯迷糊,瞎比较。

如果理论不能与实际相结合,如果离开现实搬教条,你们研究的理论岂不是南橘北枳?无论是美国,还是在日本,甚至在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教育模式,如果照搬照抄,硬要比较,只能让我们百姓笑话你们。

反过来再读《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作为学生家长,我们多半会觉得,那种凭空的设想,是搬着理论而皆准的美好梦想。而我们家长才知道,那一套设想,在中国行不通。如果行得通,那教育部为什么不取缔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如果行得通,那为什么不把北京市和河北省的高等院校录取名额,根据高考生的人头,来一次统一的均衡分配?如果行得通,那么中国千万所中学的校长难道都是木头脑袋没有意识到你那一套精妙绝伦的措施?

我是衡水中学的学生家长,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代表不了衡水中学。因此,我写《杨东平要是衡中校长,就该给他几个耳刮子》也仅仅是一个家长对杨东平想当衡中校长的反驳和不屑。如果说有暴戾之气,杨东平的板子,暂且打到我的屁股上吧。衡水中学的网站,既然能转载你的文章,那为什么就不能转载我的文章呢?你们一些专家,对衡中横挑鼻子竖挑眼,人家没有说你暴戾,怎么我的一篇反驳你的文章,就成为衡水中学的暴戾之气了呢?

我说打你耳刮子,我不觉得是在侮辱你的人格。你打了衡中的屁股,难道我就不能打你耳刮子?除了耳刮子,我的文字里,何曾出现过谩骂、侮辱的语言呢?你这等信口雌黄地称衡中转载我的一篇文字就为暴戾之气,那么,你岂不是把自己降格成青皮泼妇的档次?

我反驳你假如是衡中校长的妄言,哪里是什么“动辄暴力的行为”的行为呢?你既然想讨论,我当然愿意奉陪。不过,我想说的是,不要拿什么教育方针、教育法来说事儿,作为家长,我们不想把孩子的成长,与你的教育理论牵连起来。

我只想争论一点,无论黑猫白猫,逮住耗子的才是好猫,无论这校那校,让我们孩子考上211、985大学的,才是好学校。如果你有本事,搞什么21世纪什么教育研究干嘛啊,你干脆应聘去做一个学校的校长,看看哪些家长或老师买你的帐就是了。或者,你别搞什么研究了,自己办一所民办高中,看看到那时,你的心态是不是会发生变化,看看你那套妄想,是不是有生存的土壤就中了嘛。

N年以前,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非要攻打大城市,结果革命走向了衰败,实践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性。实践才是活生生的课堂。

十几个小时之间,我读到两个消息,一个是,“985”“211”仍是名企招人门槛,普通院校的研究生根本纳入不了招聘者的法眼。另一个是,企业招聘按学校标价:普通本科5000清华北大9000。残酷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家长,如果“杨东平们”空想理论,改变不了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就业竞争,那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瞧,上述俩消息,就是摆事实,哪里还用讲什么高深的道理?小学中学12年,考个211、985,大学,这就是最实在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道理。

杨东平们,像我这样的家长,不怕你嘲笑我们见识浅薄,也不怕你讥讽我们不懂得教育,更不怕你埋汰我们目光短浅。你们自管继续炫耀你们的高谈阔论,但我们只能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对我们有启迪的,我们就拥戴,对我们没帮助的,我们就置之不理。

我们单个家长,没有承担起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我们管不了很多,只能管好自己,独善其身。对我们来说,听你们一万句的忽悠,不如让我们的孩子多考一分更实惠,更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你们的理论,只是忧国忧民,站高看远,但对我们的孩子的生存提供不了一点实打实的帮助,那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给你们耳刮子。

衡中再不好,它让我们的孩子考了个好些的大学,这在别的学校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足以给予由衷的喝彩。你要是当校长,你设想得再辉煌,你能保证我们的孩子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吗?我看够呛,我看就该打你耳刮子。

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残酷的社会生存竞争,就是作为家长对真挚的良心。给你一声道歉?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