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严监生简介 《儒林外史》中 吝啬鬼严监生
严监生我国清初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以往评论多把他视为贪婪无比的吝啬鬼。本文立足于对作品分析并通过将其和世界文学画廊中那些典型的吝啬鬼形象比较,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严监生虽然吝啬,但并不贪婪,没有成为“鬼”,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胆小怕事,勤俭本份的封建土财主。
此外针对把二严相提并论,扶正赵氏、严监生临死伸出两个手指的等流行观点,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严监生,名大育,字致和,是我国清初吴敬梓笔下的一个人物,见于《儒林外史》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对于这个人物的评价,今人多有贬词。受到外国文学,如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影响,在以往的评论中把他列入到了世界文学吝啬鬼的长廊之中,在很多文学史评中、及电视、电影里都把其视为一个贪婪成性,视钱如命的吝啬鬼而大加鞭挞。
其实严监生本不过是一个懦弱胆小,勤俭本分的土财主而已。
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个人物?我觉得还是应立足于作品提供的情节,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拿他跟世界文学长廊之中真正的那些典型的吝啬鬼们加以比较,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同时也要看看作者对待自己笔下这个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准确和真实的结论来。
鲁迅在评价中国古典小说写法时说:“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一点好处也没有。”(见鲁迅《中国古典小说历史变迁》)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描写人物是常犯的那种“善无一不善,恶无一不恶”简单化的弊病。
然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则突破了这一传统模式。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很多有着丰富而又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如范进、王玉辉、马二先生,这些人物形象都写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作者在力求写出人物其生活中本来的真实面目,即便是对于那些完全否定性的人物,也很少作不适当的夸张。在严监生这一人物的描写上,也体现出了这一点,不是“欲打、欲骂、欲杀、欲割,惟恐人不恶之”而是在写出其否定性特征同时,又写出了其蕴含着人性的温馨;既在给予其嘲笑同时,又给予其很多的同情。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里,积累和保护财产是人们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尤其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封建的农业大国里,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吝啬和勤俭持家有时候很难分得清楚。严监生的所谓“吝啬”,如果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和周围的人或同类那些小生产者们比,并不显得特别,可以说反映了一个时代人的特点,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那种狭隘性和和保守性凸现了出来,具有某种典型性。
单从理财的角度来看,严监生只是一种苛刻过分的勤俭节约的代表,他充其量是个省吃俭用、苦守祖上遗留财富的土地主而已,这种类型的人在当时社会里比比皆是,如果把严监生放置其中,并不显得特别,从他身上也看不到那些畸形病态的东西。
作者之所以把他生前的省吃俭用突出出来加以描写,其用意无非是为其后来家产落入到他人之手作某种铺垫,从而说明世道的险恶。
作者本意并没有将他作为一个什么吝啬鬼来加以刻画,而后人扣之以“吝啬鬼”的大帽子,不仅有违作者的用意,而且这个“吝啬鬼”的帽子似乎也有点太大了。
吝啬鬼第一个特点就是残酷和不近亲情,对财富的占有欲,使他们失去了常人行为和心态。不能说严监生不吝啬,他的这种吝啬只是一般小生产者的吝啬,并没有使他由人变成了鬼。把严监生和《死魂灵》中波留希金比,这两个人物都有保守、吝啬的特点。
波留希金有上千农奴,财物堆积如山,但却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财富的占有欲在泼留希金身上恶性膨胀,发展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泯灭了他身上一切人性的因素。残存在泼留希金头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积聚财富。
他的聚敛财富也完全是病态的,既不是为了自己挥霍,也不是为了留给儿妇女发,他是为聚敛而聚敛。由于惊人的吝啬,他割断了一切亲情关系,变得冷酷自私。他的女儿来看他时,他是出于一时高兴,他才慷慨地将一个放在桌子上的纽扣送给外孙当玩具。
泼留希金这个人物,正如小说中另一人物说的:“这样的吝啬鬼,是人想不到的。”相比之下,严监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严监生“钱过百斗,米烂成仓”自己平时连一斤猪肉都不舍得吃,但他却舍得花银子请别人喝酒,自己有病舍不得吃药请医生,老婆病了却“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自己从不肯轻易为自己破费钱财,但却肯送给两位舅子大笔银子。
吝啬并没有割断其亲情关系,泯灭其人性。他爱惜孩子和老婆和他爱惜家产一样。作者在写他追念前妻王氏,就倾注了十分的感情:
“不觉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严监生同赵氏对坐,奶妈带著儿子坐在底下。吃了几杯酒,严监生掉下泪来,指著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姊姊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给他,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
生听赵氏道:‘你也别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给人吃;穿不成的,也要给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
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必用掉,到过了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剩下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给两位舅爷做盘程,也是该的。
’严监著他说。桌子底下一个猫就趴在他腿上。严监生一脚踢开了,那猫吓的跑到房内去,跳上床头。只听得一声大响,床头上掉下一个东西来,把地板上的酒坛子都打碎了。拿烛去看,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蹋了一块,上面掉下一个大竹篓子来;靠近看,只见一地黑枣子拌在酒里,蔑篓横放著。
两个人才扳过来,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积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著,叫人扫了地。把那乾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伏著灵床前,又哭了一场。
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
这一段描写,何等凄凉动人!把严监生对王氏那种感情跃然于纸上。卧闲草堂本就体察入微评写道:“除夕家宴,忽然被猫跳翻篾篓,掉出银子,因而追念逝者,渐次成病,此也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情,觉中庭取冷遗挂犹存,未如此可伤感也。”
由上可见,严监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波留希金之流相提并论的,把他硬和那些吝啬鬼划上等号,就未免太牵强了。严监生只是吝啬罢了,离“鬼”尚远。如果说波留希金是以被夸张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那么严监生则是以活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更显得真实生动。
我们可以看到吝啬鬼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贪婪。吝啬和贪婪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孳生兄弟。但是以此来衡量严监生,却发现严监生并不贪婪。我国宋元小说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就把吝啬鬼的贪婪做了绝妙的定义:“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
”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那些吝啬鬼们贪得无厌的共性。在泼留希金身上,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财富的占有欲,驱使他不择手段去掠夺,甚至使他下贱到去偷、去抢、去拣,就连路上的一块旧鞋底,一个铁钉,一片碎瓦片,他都不放过。
果戈理写道:“经他走过之后,道路就用不着打扫了。”诸如阿巴公,葛朗台等世界文学画廊中著名的吝啬鬼形象,莫不如此,在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一点属于常人的东西。和他们相比,严监生是望尘莫及的,像泼留金希之类的那些下流无耻的贪婪行为,在严监生身上是找不到的。
从严监生对待妻子王氏私房钱的事情上,也很难让人感到贪婪是这个人物的性格的主要特征。严监生从不过问自己妻子的私房钱,这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在我国封建社会,“子妇无私货”几乎就是一条戒律,而严监生不仅对自己妻子的私房钱从不过问,甚至对自己妻子把钱送给“庵里的尼姑”、“卖花婆”、“弹三弦的女瞎子”、“穷亲威”也从不加干涉,这充分说明了严监生不失为一位宽厚的家长。
这样的情况,怎么敢想象会发生在泼留金之流身上呢?联想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他对等妻子和女儿的那种残暴和冷酷,让人不禁为之毛骨悚然。
葛朗台妻子病重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请医生给她治病,而是怎样侵吞自己妻子的私人财产。妻子刚刚去逝,他就迫不及待地逼着女儿在放弃母亲遗产继承权的文件上签字。
当他知道女儿欧也妮把私人积蓄送给侄子查理时,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只发了疯的老虎,恨不得一口把女儿吞掉。什么夫妻之爱,亲子之情,兄弟之谊,全被金钱的血腥污水冲刷的荡然无存了。
比较之下,严监生却显得宽厚、富有人情味,他从没有非份之想,既没有像泼留金那样下贱到去偷、去抢、去拣,也没有像葛朗台那样残酷到去抢夺自己妻子儿女的财产。他收租子也好,把钱送入典铺也好,都是属于一般财主所作所为。
至于他“每晚算账”和“打发管庄仆人下乡去收早稻”,也并为超出其本分,不能仅此就认定其贪婪无度。固然贪婪是私有社会一切剥削者的共性,但作为个体只要他没有超越当时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就不能认为其贪婪。
如果不立足于作品情节提供的内容,而是仅凭人物的阶级成份,然后在作品中找了只言片语,如“收租子”、“每晚算账”,便无限夸大,说他“见钱眼开”“无比贪婪”,就难免做出些背离作品的,不公允,不客观的评价。严监生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循规守法的封建土财主。由于作者并没有把贪婪做为严监生主要性格特征来写,因而,我们无法得出严监生“无比贪婪,对金钱嗜欲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的结论来。
清代有个叫张文虎的人曾告诫《儒林外史》的读者,要他们在读这部小说时:“千万勿负著者一肚皮眼泪”。(见《天目山樵识语》引自《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P207页)吴敬梓讽刺艺术的独创性就在于他把喜剧性和悲剧性,可笑和可悲交织在一起。反映在严监生这个人物描写上,即作者在写出他的可笑的同时,又写出了他的可悲。作者是报着既讽刺又同情,既嘲笑又怜悯的态度来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
在《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和严贡生二人的性格是在互相对照中加以刻画的。以往的评论,多把二严相提并论,同视为恶棍。如清人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说:“二严二王者也,皆儒林之败类也。儒之大罪,在借圣言而躬恶行,张严二王是也,故首诛之。
”今人也多持此观点,如《中国古典小说讲话》中就把二严相提并论,当做一路货色:“书中关于严氏兄弟淋漓尽致的刻画,是作者对于顶着贡生监生头衔的地主知识分子极为辛辣的讽刺。”(吉林大学中文系著,吉林人民出版社81年1月版),这种把二严相提并论的观点,没有准确把握作者对待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态度。
严监生和严贡生是兄弟二人,严贡生为老大,严监生为老二。兄弟二人不仅性格不同,为人也不相同。严贡和是一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流氓恶霸的典型。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主要是突出地写他的恶行,从而把他那狡猾、凶狠、欺诈的性格活现出来,使他那流氓无赖的嘴脸毕现于纸上。
严贡生欺诈的性格,从他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听说张静斋和范进前来高要县打秋风,便去大献殷勤。在他们面前严贡生大吹特吹自己和汤知县的关系,就好像汤知县真是他父母一般。
他还自我夸耀:“小弟只是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却也凡事心照。”但他的话音未落,便从外边走进一个小厮来,说:“早晨关的那口猪,那人寻来了,在家里吵哩!
”一下子便扯掉了他那所谓“从不晓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假面具,让人看到了一付活生生的厚颜无耻的无赖嘴脸。小说正是这样让他尽兴表演,自己去打自己耳光,从而一层层剥掉那虚伪的假面罩。
他霸占邻人王小二的猪,还以虚钱实契敲诈农民黄梦统。在小说第六回中的赖船钱这一情节里,更是活灵活现地把这个无赖的那贪婪欺诈的性格表现了出来。他不仅欺侮和掠夺乡邻,连自己的弟媳也不放过,公然地抢夺弟产。
他还常常狐假虎威,每当他做恶时,口里总离不开“汤父母”。他在讹诈船家时,便说:“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大板子再讲。”他在欺侮弟媳,霸占弟产时,便吓唬奴仆们说:“此后若有一点欺隐,我把你们这些奴才,五十大板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的衙门里追工本米饭哩!
”其实,对这样的恶棍,连所谓的“汤父母”也十分厌恶,说:“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
严监生的性格和严贡生的性格是不同的,他恰缺少严贡生性格中的那种狡猾和欺诈。他既不会象严贡生那样吹牛拍马,攀附权贵,也不会象严贡生那样大耍无赖,欺掠夺乡邻。严监生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是:胆小怕事。
严监生这个形象描写的第一笔是从老大怕吃官司溜走后开始的。小说是这样写的:
“知县准了状子,发房出了差,来到严家,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会二老官。二老官叫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两个同胞兄弟,却在两个宅子里住。严致和见差人来说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钱人,见哥子不在家,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着让小厮去找两位舅爷商议。”
这场官司,本是老大严贡生惹下的,与严监生毫无干系,他完全可以推掉不管。正如王仁说的:“各家门户,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然而,他还是自认倒霉地花了十几两银子,以“釜底抽薪”之法为老大平息了官司。两位差人来找严监生,分明是想来敲诈他,如果放到严贡生头上,他是绝不会买此帐的,而严监生又是留着吃饭,又是送钱,还赶忙派小厮找两位舅爷来商议。
这就显示了严监生那胆小怕事的猥琐性格,说明了他宁可花银子换来一切事情在安隐状态中度过的心理。仅从对待这场官司,就可以看出严氏二兄弟性格和为人的不同,一个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地跑了,而另一个则逆来顺受,自认了晦气,这就把两个不同的性格十分生动地互为反衬了出来。
严监生这种胆小懦弱的性格特征,在王氏病重议立偏房的情节上又进一步显现出来。扶不扶正赵氏,本是他自己的事,但他先是怕扶正赵氏得罪两位舅子,当他用银子买通两位舅子王德、王仁后,又“恐怕寒族多话”了,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行为举止,正是他那胆小懦弱性格的绝妙体现。
严氏二兄弟同样吝啬,然严监生却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算计别人,而常常是忍痛从自己身上拔毛。如他在扶正赵氏和办理王氏丧事时花了大笔银子,他是老老实实自己掏了腰包,并没有想找一个什么办法去再“捞”回来。而严贡生则不同,他是能捞便宜就捞便宜,即使没有便宜,也要千分百计地找出一点“油水”来。
他做了贡生,便“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了分子,县里的狗腿差更不消说了,弄了有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
”他平时一毛不拔,从不肯请别人吃一杯酒,自己却朝鱼暮肉,甚至连家里的梨木椅子也瞒着家人偷偷换包子吃了,可见严贡生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这和严监生平常自己不舍得买一斤肉吃,心口痛不舍得花银子买药,而却肯花银子请别人喝酒,给自己老婆买“人参”“附子”一类贵重药的情景,形成了对照。像老大惹下官司后,居然“卷卷行李”,丢下家人,只顾自己跑了的事,我们不能想象会发生在严监生身上。
如果说,作者通过严贡生欺掠乡邻,讹诈船家和霸占弟产等一连串恶行的揭露,写出了他的可恶,可鄙的话,那么,作者正是通过严监生逆来顺受,胆小怕事的猥琐一生,写出了他的可怜、可悲。同样是讽刺,但这讽刺的态度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严贡生,作者则大加鞭挞,表现了憎恶和痛恨;而对严监生,作者则是在轻蔑的嘲笑声中又表示了对他的同情和怜悯。
作者对待二人之态度不同犹如天地一般,我们怎么能将二人相提并论呢?可见我们的评论家有多么的不公平。
在封建社会,家族内部围绕着财产争斗是十分激烈的。小说虽未就严氏二兄弟的矛盾过多着墨,然而,这种矛盾,在严监生生前就已达到了尖锐化的地步。对老大一家,严监生是反感的,他曾对王德、王仁二兄弟说:“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一总不听教训。
”严监生在扶正赵氏时遍请亲族三党,而独老大一家拒而不来,更是把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严监生临死前对王德、王仁二兄弟的一番话:“找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受大房的气。
”更是进一步点明了严监生和严贡生的关系。如果从老大严贡生在严监生死后穷凶极恶地霸占弟产的结局来看,那么,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严监生和严贡生之间的矛盾,是围绕着严监生的财产来进行的。
对于一个贪婪无耻,阴险刻毒的严贡生来说,看到弟弟有十多万两银子的家产,他不可能不生险恶之心,但在严监生活着的时候,这种险恶之心只能孕藏在他那丑恶的灵魂之中。以种种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随着严监生的死,霸占弟产的秘密便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尽管严监生生前百般讨好他,死后他的遗孀赵氏又殷勤地赠衣送钱,也只能使这个利欲薰心的贪婪者心上闪出一个暂短的喜悦,而霸占弟产的险恶用心却始终没有放弃,最后他终于一脚肠开赵氏,强占了弟产的十分之七。
不仅严贡生对严监生的家产垂涎三尺,就是其它亲族,也都有觊觎之心,最典型的是严监生的两位舅子王德、王仁。他们口口声声“纲常”“仁义”,而实际上是伪君子。为了银子,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亲人,出卖自己的良心。他们“义形于色”,不过是为了从严监生那里得到银子,一但银子到手之后,便弃“纲常”“仁义”于不顾。
在严监生遗孀受到严贡生欺侮时,他们连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都不敢。两位“舅奶奶”的行为更卑劣,居然乘着王氏刚断气人忙脚乱之机大肆掠夺“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到怀里。
”严监生族人和周围就是由这样一群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他财产的人们组成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生前夜夜算帐临死也迟迟难以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了。
他一生省吃俭用,辛苦非常,原打算把家产传之于子孙后代,死后却一下落入他人之手,这就使这一形象悲剧色彩格外浓重,这也正是作者用笔时想要达到的目的。作者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情节,活生生的画面,使我们看到封建家庭内部围绕着财产的争斗是何等的激烈和残酷。
在严监生这一形象的悲剧里还融进了作者的身世遭遇。作者“弱冠父终天,患难从兹始”,二十三岁时死了父亲,父丧之后,又遭家难。当时近房无赖,看到他是两代单传,人孤势单,便率领打手,“生”狼似地闯进他的家门,要攫夺他的家产。
作者亲眼目睹了家庭纷争和其它丑态;兄弟内争,亲族外骂;攀附权贵,横行乡里。这种家庭内部财产之争,在吴敬梓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使得他在描写严氏二兄弟时不可避免地倾注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愤懑。这也是造成作者二严讽刺态度不同的重要原因。
关于严监生对赵氏的扶正,有人认为严监生之所以扶正赵氏是因为他宠爱赵氏。如《中国古典小说讲话及其它》一书中说:“严监生口里说得是骨肉情深,结发义长,心里却盼望着自己的正室王氏早死,把宠妾赵姨扶正。”(吴小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56年版P10页)我以为这种观点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
严监生是否宠爱赵氏,由于作品没有提供有关的内容,因而也不好妄加推测。但有一点不容忽视,严监生扶正赵氏的主要目的是为延续香火,保住他的财产,使之后继有人。
作为身处亲族觊觎之中的严监生来说,保住自己家产不被侵夺,是他生前主要活动之一。他扶正赵氏也好,竭力拉拢两位舅子王德、王仁也好,都是这种活动的体现。
严监生的大老婆王氏始终没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他只是在四十岁上才和小老婆赵氏得了“这点血骨”,有了一个孩子。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妾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不仅其本人不能够继承财产,即便是生下的孩子也很少有继承财产的权力。
严贡生后来霸占弟产的目的之所以得逞,正是抓住了这致命的关键:“象这泼妇,真是小家子出身!我们乡绅人家,哪有这样的规矩?要闹了我的性子,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从严贡生这一番恶狠狠的骂语中,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里,妾的命运是何等悲惨。
赵氏被扶了正了尚且如此,如不被扶正,其结局之悲惨,就更可想而知了。严监生一生辛苦操持,他自然不愿自己家产落入亲族,尤其是老大严贡生之手了。
正因为赵氏和他有了“这点血骨”,使他财产后继有人,所以他才急于扶正赵氏的。严监生在扶正赵氏时那急不可耐的表现,正好从侧面反映了家族财产之争的激烈程度;而他在扶正赵氏时的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表现,也正说明了来自家族内部的种种压力和阻碍。
至于说严监生“口里说得是骨肉情深,结发义长,心里却盼望着自己的正室早死。”我以为纯属评论者主观臆造。从严监生除夕之夜追念前妻王氏的那种深挚情感来看,他和王氏生前感情是很深的。扶正赵氏也是严监生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残酷性,其根本在于不合理的私有制社会制度,严监生不过是无数受害者而已。
严监生的思想意识不可能超脱到“共产主义”的那种大公意识。我们看这个人,也如作者一般,会嘲笑他,但是其社会属性使他难以“超脱”,真正把人生参透,象《红楼梦》中“好了歌”中说的那样。那种“万事皆空”的希望人们看透人世劝世明言,不过是纸上的东西而已。
赵氏的扶正和王氏的断气的红白大事是齐来的。这种悲喜交加的富在喜剧性的情节,极其深刻地揭露了那种不合理的制度和礼教对人的捉弄。严监生一时穿红,一时披麻,正表现了他是被愚弄者。这种寓讽刺于喜笑和悲痛中的描述,使这一人物的悲剧性被深化了。
关于严监生的死,今人往往把其死因简单归结为:“贪财致死”,并把他临死前伸出两个手指的细节描写看成是一个典型的喜剧情节。对此,我则有不同的看法。
严监生的死因是十分复杂的。为了老大的官司,他自认了晦气;为了王氏的丧事,他又拿出了四五千两银子;为了扶正赵氏,他也花了大笔银子。这些巨资,不能不使吝啬的严监生心痛。舍不得花银子而又不能不花银子构成了这一人物性格上的悲剧。这是严监生的死因之一。其次,思念善良的王氏和大房的欺压,也给他精神上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者,促使他过早死亡还在于他过多的操虑。小说有一段描写:
“过了灯节之后,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帐到三更鼓,后来渐渐就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赵氏劝他道:‘你心里不自在,这些家务事就丢开了罢。’他说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哪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
这一段描写,把严监生死前那种放心不下,操劳忧虑的心境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儿子小家中无人理事,不得不“每晚算帐”又舍不得调养,掂记着田里、家里的事。这种拿不起放不下的心境,严重折磨着他的精神和肉体。何况他不象其兄弟那样会吹牛耍无赖,当然也没有象他那样一跑了之的心机和手段,他除了叹息,便是流泪哭泣,默默地承担这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内心的悲痛和烦杂的忧虑终于使他“积劳成疾”,结束了他可怜的一生。
小说对他描写的最后一笔,让他临死时伸出两个手指叫人挑去灯盏里一茎灯草,小说是这样写的:
“……晚间挤了一屋子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
……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一段文字描写,被人们视为是严贡生吝啬性格描写的强化之笔,他最后伸出的两只手指头,被视为和葛朗台临死抓金子的描写如出一辙。但是我以为他临死伸出的这两根手指,不能把他们单独拿出来,而要放到其生前和死后来看。
这两根手指既是他猥琐可怜一生的最生动写照,也是他那操劳忧虑心境的延续,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自己家产和妻儿前途的重重顾虑和担忧,并不能简单视为“吝啬”性格描写的强化之笔。这一细节描写,给人的感受是沉闷的,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我们仿佛听到作者嘲笑声,在嘲笑严监生的一生,他辛苦非常最后却为他人做了嫁衣,最终的结局是那样的悲惨。
把它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临死前的那些细节描写比较,给人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
葛朗台临死前,让女儿把金子拿到面前来:“一连几小时盯住金子,好象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婴儿一般,露出一点很吃力的笑意。”他看到教士手里拿着做法事用的十字架,就想把它“抓到手里”,这“骇人的姿态”也就要了他的命。
这些细节描写,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个贪得无厌者的内心世界,给人以无限的厌恶。而严监生监死前伸出的两个手指,只能让人感到他的无助、可怜和可悲。由此可见两位大师对各自笔下人物态度的有着多大的不同。
总而言之,吴敬梓在塑造严监生这一人物的形象时,不是一贬无余,而是力求写出其真实的复杂性格,在给予他有力的嘲讽同时,又赋予他人性的温馨,作者是抱着一种既讽刺又同情,既嘲笑又怜悯的态度来写这个人物的。因而,我们在分析这一形象时,除了要看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外,还要准确地握作者对待自己笔下人物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其客观的、公允的评价,才不致于犯“善无一不善,恶无一不恶”的简单化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