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精神是什么】酷鸟专栏 | 你知道大禹治水“治”的是哪条河吗?(上)

大禹是三皇五帝的最后一位,同时又是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姓姒,名文命,字密。他的主要功劳是治水和创立夏朝。同时,如前上述,水利工程往往可以历经几千年不坏。像2000多年前秦朝修建的灵渠和都江堰至今都能使用。但是大禹如此彪炳史册的治水,在中国境内找不到一处水利工程遗迹。

更重要的是,古籍上对大禹治水的记载,很多地名与河流对不上号。

1. 大禹是条虫?

要说大禹就不得不说一说中国考古界的事。作为考古的骨灰级票友,我把中国的考古分为两类,一类是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引入中国的“田野考古”。田野考古的引入和发展直接将中国的考古学与国际接轨。其最突出的成果是1928年傅斯年领导的河南安阳殷商遗址考古,以及相应的甲骨文解读(参见前文《甲骨文》)。

对中国考古界的贡献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另一类则是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籍考古”。其中,胡适主要是做了无关痛痒的《红楼梦》等研究,危害倒不大。而另一位代表人物顾颉刚则是所谓“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他和胡适强烈地坚信夏及以前的中国历史都是伪造的。这对中国考古界的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除。

顾颉刚认为禹是不存在的。在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2中,他明确地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这段话,他的主要依据是“禹,《说文》云,虫也”。据说这种观点是顾颉刚的老师崔适最早提出来的。顾颉刚将其发扬光大,进而推断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

这段话里面只有“禹,《说文》云,虫也”属于事实,但是不能算作证据,或者最多属于弱相关的“证据”。因为人的名字和相应的汉字的意义不能用来证明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例如“颉”字的意思是鸟向上向下飞。难道我们能由此推断“顾颉刚”是只上下翻飞四处观望的鸟?显然不能。至于其他的话,基本上都是想象或臆断,连孤证都算不上。因为九鼎什么样子,没有人见过。

1922年,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明确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

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

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1—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显然,顾颉刚是因为看书时偶尔的一个疑窦将尧舜禹一起都给否定了。

顾颉刚上述推理,看起来合乎逻辑。但是,依据是错误的。他认为《尚书》中没有尧舜禹,到了《尧典》才出现。但是《尧典》是《尚书》的一个章节。值得指出的是考古需要将碎片化的信息整理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仅靠简单逻辑推理显然是不够的,有时候甚至导致致命的错误。

一个最简单的考古原则是,看见的东西可以说有,没有看见的东西并不一定能认定没有。需要多方分析,毕竟有很多东西在慢慢长河中消亡了。特别是对于“文献考古”,由于文献可以是历史记载,也可以是后人编篡的,被删除或者添加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考古界还有一条“孤证不立”的原则。实际上,这种“孤证不立”的原则远远达不到科学的要求。真正要得出可靠的结论,需要的是系统的证据链。

顾颉刚推翻尧舜禹的推理,只依据了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个大疑窦”,连“孤证”都算不上。显然缺少证据链。顾颉刚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他分析的这些古籍都是经过后人编篡的。例如,《诗经》和《尚书》都是孔老夫子大幅缩减的。

其中《诗经》原来有超过一千首,经过孔子编篡就剩下305首,而且周朝以前的诗歌只有5首商颂。《尚书》则有多个版本并行。在这种背景下,显然顾颉刚突发奇想的推理的依据就更不可靠了。再说,写诗也不见得就整天把老祖宗拉出来颂扬。而《尚书》中有尧舜禹的专门篇章。与顾颉刚说的也不一致。

尽管如此,顾颉刚如此草率的结论还是得到胡适等很多名人的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前文多次提到的,古籍中看起来荒诞不经的记述很多,尤其是与大禹有关的记述。而大禹一旦被“论证”、“解读”为一条虫或者蜥蜴,三皇五帝的故事自然就被推翻了。

胡适被推崇为大师,他的一大贡献是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原则。但是,在对三皇五帝的考证中,他对这一原则的应用却是完全错误的。根据郭沫若的文章,胡适说:“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

”显然,胡适把论点搞反了。他们需要证明的是“三皇五帝和夏朝不存在”,而不是证明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暂时承认才对,因为古人已经说有夏和三皇五帝。

胡适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等的错误呢?因为他自信找到了历史典籍的漏洞。

2. 大禹治水治理的是哪条河?

我个人认为,大禹治水的关键是“治河”。有关大禹治水最不能让人理解而又是最关键的问题也在于此。据《史记夏本纪》:大禹治理了九条大江、大河,其中对“河”的治理描述明确说“河”在入海前向北流,而且是分为九条支流:“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意思是:在积石山疏导了“河”,到龙门山,向南到华阴,然后东折经过砥柱山,继续向东到孟津,再向东经过洛水,直到大邳;转而向北经过降水,到大陆,再向北分为九条河叉,都是逆河,流入大海。

一般认为,古代典籍中提到的“河”是指黄河。但是黄河是东流入海的,怎么会北流入海呢?黄河怎么会有九个入海口呢?有人说可能是黄河多次改道,留下九条河道。但是实际上,由于黄河的泥沙含量很大,入海口沉积速度大,改道频繁,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基本上是三年两改,黄河古道应该是很多的。此外,从上面《史记》中的文字可以看出,这九条河是同时存在的,黄河历史上并没有过形成过同时的九条河。

《史记》的这个记述与《尚书夏书》大同小异:“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从文字看,司马迁几乎照搬沿用了《尚书》的原文。《尚书》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由孔子根据《古尚书》编篡而成的。难道司马迁是从孔老夫子那里以讹传讹?他们都搞错了?《古尚书》是历史典籍,如此详细的描述,对于惜墨如金的古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难道这些典籍都是有人杜撰来骗人的?

在研读古籍时,人们一个潜在的假定就是:古籍上记载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现今中国的土地上。正因如此,一些古籍被认为是很荒谬的。

想象一下,如果5000年后美国人根据有关欧洲的历史典籍来考证他们的祖先,很多地名有些影子,但是具体的描述就往往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了。“古籍考古”派的一个致命弱点就在于此。

我们认为,上古典籍中的“河”应该是指“尼罗河”。这种观点网上早有人讨论过,但是没有系统论证。这里给出一个较为详细的论证。

世界上,向北流的河很少。尼罗河是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的向北流的大河。更重要的是,尼罗河在三角洲地区分出9条主要的河道(图1,由于河道分分合合,实际上如果把一些二级分叉算上今天可以数出11条分叉。而据史料记载,在公元25-79年时,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是7条主要的分支)。

5000多年可以产生沧海桑田的变化,在大禹的时期有9条入海河道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代表尼罗河的标志就是9个瓣。如果大禹治理的是尼罗河的水,则上面提到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史书中的“同为逆河”通常翻译为(9条河)又合并为一条逆河。这种翻译是不对的。逆河是指以海水逆潮的河段。对于三角洲海拔低的河流,河流受到潮汐的影响而随之涨落是很常见的,影响范围可以沿河上朔上百公里。这就是古人所称的逆河。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总体海拔接近海平面(主要在0-10米范围),从分叉起点到地中海约160公里。其9条入海口都是典型的逆河。“同为逆河”可以翻译为这9条河都是逆河,而不是翻译成“又合并成一条逆河”。

  图1 尼罗河三角洲简图。尼罗河是向北流的。在三角洲分成九条主要支流。改自维基百科。

我们的这种推断得到了其他典籍的佐证。比《史记》和《尚书》更早的《山海经》也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大禹治水的事。例如:《山海经》卷十一 《海内西经》中有关“河”源头的描述:“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这些话如果放在中国的版图来解读,显然是荒诞不经:(黄)河从(昆仑之虚)东北角流出,继续向北流,再向西南进入渤海,然后又从渤海流出,先向西再向北,进入大禹疏导的积石山。什么河流进入渤海后又出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昆仑之虚是指昆仑山,再把渤海换成一个大湖,则似乎是可以解释。问题是,黄河源头没有大的湖泊。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下的卡日曲河谷和古宗列盆地,距离昆仑山虽说不算远,但是隔着流域。

最初黄河源是涓涓细流向东北流。中途有一些小的湿地和湖泊,如星宿海等。把星宿海换成渤海勉强能解释这个“河入渤海”的句子。只是,星宿海是一个狭长的高原湖泊,以大小不等的浅湖、湿地为主。称其为“渤海”不太合适。而且,既然古人称之为“渤海”,为什么要改成“星宿海”?

我们的古人,特别是从事“古籍考古”的人往往有很好的解读能力(有时候好过头了,就变成附会)。

实际上在《山海经》、《史记》等古籍之后,第一次记载黄河源的是唐朝:唐朝贞观年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曾“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

注意,这段史料没有把星宿海说成海,而是说成“星宿川”。可能是因为星宿海湿地实在太小,水太少(见附录图片)。而且,这可能是星宿海这个偏远的高原盆地湿地第一次得名。

注意,这里提到了“积石山”,但是把“渤海”变成了“柏海”。“柏海”是啥?我估计应该是大片的松林。在唐朝时期,森林覆盖率高,看到森林值得这么高兴吗?

我的推断是,唐朝的先辈们实在找不到“渤海”,就推断古人所说的“渤海”是笔误或者是用了通假字。所以将“渤海”改为“柏海”。

至于积石山,估计也是根据古籍推断的。这样似乎就近似完美地解释了黄河源头。

但问题是黄河源头海拔在4000米以上,水非常小,涓涓细流。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别断流,而不是洪水。需要大禹大动干戈来疏导积石山吗?古代森林覆盖率高,树林根本就不稀奇,为什么要强调“柏海”?此外,黄河源头也并没有向西南流的河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