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电影 北大影协〕香港女导演张虹作品放映及见面交流

〔北大影协〕香港女导演张虹作品放映及见面交流 时间:4月25日(周日)晚7点 地点: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112   导演简介 张虹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分别在香港及加拿大修读社会学和电影。早年当过老师,其后在满地可筹办电影节。

1999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第一部作品为「看不见的女人」。2002年完成「中学」及「平安米」,2003年摄制记述贫穷老人处境的「搬屋」。「平安米」获得2002年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公开组金奖及大奖。

张虹采用美国纪录片大师费特力克 . 怀斯曼平实的「Direct Cinema」拍摄手法,影片中并无旁述、访问或配乐,目的是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及分析片中所见所闻。 放映片目: 【中学】   2002 85分钟 英粤语对白 中英文字幕 香港这个中西文化混融的城市,无论在政济、经济、教育、艺术方面,都是承传与嫁接的揉合。

香港人特重学校教育,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而一级名校(重点中学)往往是管治阶层的摇篮。(伏明霞夫婿,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是个好例子,他是片中男校的旧生)   究竟香港的社会精英、管治阶层是怎样培育的呢?纪录片【中学】就正好反映了两所一级名校的典型概况:从学校内部会议到学生显示心声的文娱表演,从教师与违规学生的对谈到与驻校外籍教师的交流,从家长探讨对教育子女的取向到中国历史、英国语文等科目的教学方式,成为香港有史以来首部剖析教育层面的重大制作。

  【中学】在香港商业电影院公 历时超过半年,迭获教育界及公众好评。校长、教份、学生组织观摩,大学、中学院校动员研究讨论,并用作训练的教材。 【中学】并曾应邀参加韩国、罗马、广州、深圳、台北等多个影展。

评论摘要   「(香港)历史未有一部(电影)这样忠实拍摄学校里面的情况。」 圣杰灵女子中学校长申庞得玲   「绝对值得讨论、绝对刺激思考、绝对值得倾一倾!

」「全人类都要看一看。」 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务委员会主席曾洁雯博士   「影片平衡、公道,影像的威力能唤起大众对教育的实时反应。」 香港教育学院英文系高级讲师 Elizabeth Walker   「放映时观众笑声不绝,散场后叫人深思……以两间香港中学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充满自然主义色彩,影像流丽,让观众从新的角度去理思与重新观察我们课堂与成长经验。

」 明报专栏作家赵来发   「虽然电影朴实无华,但85分钟的观影过程却没有一点闷场。

」 电影双周刊作家直子 【平安米】 2002 34分钟 粤语对白 中英文字幕 【平安米】描述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在慈云山球场举行的一次盂兰节派米活动。

参加轮米人仕约有八千二百人,大部份为长者,当中亦有不少伤残人仕。派米活动在当日上午九时开始,直至傍晚六时结束,大部份参加者在清晨四时已抵达球场轮候,当日警方派出约百名警员到场维持秩序。

本片荣获第八届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节公开组金奖及全埸大奖,曾邀参加香港、云南、加拿大及台北多个影展。 采访: 2004年台北电影节强力推荐的香港独立电影女导演 拥有超凡才华和萨特般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2002年以平实的“Direct Cinema”手法再现香港《中学》的真实生活 轰动香港传媒届和教育界 同年拍摄《平安米》揭露济慈业的伪善 获香港2002年独立短片金奖及大奖 2003年把镜头推向贫穷老人 在老年化问题之前的香港 在临终关怀之前的关怀 无旁述 无访问 无配乐 以一株小草见森林的东方美学 使她超越泛概念化 而与真实而苦难的缪斯接近   一株小草的影像社稷 记香港独立电影导演 张虹   王梆 香港社会寸土如金,所以香港人历来很现实。

电影业最大的门槛是市场、是资金回报、是娱乐的涂炭。在香港做导演非常不容易,做独立导演更艰难。虽然1966年就有实验电影放映,之后1990年代亦有半官方的艺术发展局支持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但是由于独立电影在任何地区都被视为“小众化的艺术”,投资方即便有兴趣也没有信心,主流电影机构比如香港金像奖会将奖项颁给例如《千机变》那样的完全商业片(即被美国影评人Pauline Kael称为“垃圾”的类型电影),也不会关注独立制作;而在基础院线老板眼中——不赚钱的买卖,做来干嘛?虽然在近一两年来情况略有好转,很多人因为一些独立导演,比如麦婉欣或者陈果在威尼斯电影节捧到Poveglia 大奖或诸如此类的大奖,超级明星梁家辉、吴彦祖或黄秋生亦降低片酬参与独立电影的拍摄,而对独立电影另眼相看。

但是不景气的经济和主流电影的持续低靡,政府预算的削减,使得拍摄独立电影,依然是一件“乌托邦”的事业。

从个人才华乃至坚定的毅力看香港的独立电影导演,张虹可称为“乌托邦”的精神领袖。 一 平凡的假像 我和张虹约好在金钟地铁站见面之前,我绝对想不出可以如此美誉她的词汇。

因为我没有看过她的作品,而从嘈杂鼎沸的人流里走出来的她,看上去非常平凡,消瘦、短发、素衣,跨着一只再普通不过的黑皮包,惟一扎眼的是,三月天已经开始穿夏天的凉拖鞋。因为要赶一个为香港大学的纪录片选修课而设的专题讲座,我们来回奔走于错误的路径和电梯之间,她不断微笑并露出并不是那幺焦急的表情——罪魁祸首皆因我记错约定地点。

我很快因彼此相似的方向感而喜欢上她,这种默契来自于她的处变不惊与幽默和蔼的态度。

而在近两个钟头的讲座结束后,所有关于她的外表的平凡假像全部消失,我完全被她的个人才华和个人魅力所折服。 讲座放映的是《平安米》,之前我并未听说过香港慈云山球场举行的盂兰节派米活动,影片亦没有任何字幕旁白和哪怕是稍微有点煽情的音乐。

看到头戴金冠穿著黄袍的法师在广场上走道场,我还估摸着是否是一部“异国情调”风光片。但是很快,当7旬以上的老人,驼背的老人,气喘吁吁甚至当场中暑的老人将被急救警车送离广场,像任何一位普通观众一样,我的心也随之发紧,变寒。

这是慈善吗?在场的8200多名老人,从灰雾雾的凌晨开始出现(最早的老人在前一天的夜晚8点钟开始排队),拥挤在广场四周,天空开始发白,九月的太阳开始烁石流金,老人们憧憬着、争执着,甚至晕厥着,中午烈日当头,即使是上厕所也需要排成长龙,这在医学界看来,这种在香港并非只慈云山的,普遍的“派米”方式,是危险而致命的。

为了领到两袋米和一只象征来年好运的红包,老人们一直排到太阳偏西。

镜头跟随着最后的老人,为了省钱,有的老人们蹒跚地顺着高高的石阶走回家,家并非在近处,而很可能是像红水桥那样偏远的城区。有的老人留在广场,捡狼籍一地的可回收垃圾。

而整部片子,至始至终没有大场景,一部机器拍摄,冷静克制的中景,事无巨细的画面,在剪辑上充分把握住了一种基于“真实”的节奏感和结构张力。是华语记录片历年来少有的可为之惊叹的杰作。 张虹:“我最大的兴趣是想了解影响大多数人的东西。

比如我有个朋友喜欢喂猫,但是我不感兴趣,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喂猫。他喂不喂猫对全香港也没有什幺大影响。但是老人家不是,每个人都会老,我也很快就老了(片中大部分是女性),很快就轮到我去排队拿米了。

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好早之前,我试过去上海拍一群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做访谈,但是很失败,我发现访谈的形式不适合我。我不想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在片中直接提出我的问题,所以即使他们的回答也不能令我满意——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是真心话。

我为什幺会拍这样的片子(《平安米》)呢,是因为我想知道为什幺有人派米?曾经有人在上环闹市区扔钱在地上给人去捡,那幺危险的地方,很多车,很多人,人们争着去捡钱。

我想知道为什幺?明知道这幺危险还是有人会那样去做?在《平安米》中,有的镜头我在后期剪掉了,比如派完米后,米袋破了,米散落在地上,有个阿婆蹲下来在地上捡米,有个议员站在旁边,数老婆婆捡的米粒数;在某些城区的派米活动中,有的老人死都不肯走,眼巴巴地望着剩下的米袋,这些米是要留下来给工作人员的。

……看上去都不像是香港,我看了以后很难过。”   二 真实的需要 很多人都信奉假像,因为假像给予人美好的幻觉。

但是在张虹的记录片中,我深刻感受到了,真实是人性自身对抗逆境的一种朴素而本质的需要。在张虹热心的帮助下,讲座后的第二天,我来到湾仔艺术中心的影像资料室,观看她的所有作品。这是一个漫长而沉静的下午,因为是一个人的缘故,我可以不必克制内心的感动。

《中学》记述两间名校(英华和圣杰灵)的日常情况,在艺术中心和百老汇电影中心上映超过40场,吸引教统局局长李国章观看。圣杰灵女子中学校长称《中学》是香港历史上最忠实地拍摄学校生活的记录片。

香港教育学院英文系高级讲师 Elizabeth Walker称它平衡、公道,通过影像的威力唤起大众对教育的实时反应。《中学》拍摄的周期并不算太长,仅仅三个半月,但是非常深入地拍摄了名校生活一点一滴。

手法也非常简单——无时无刻地把摄影机提在手上,直到老师和同学都彻底丧失新鲜感,完全倦怠为止。所以片中所呈现的每一个人物都非常自然,全当摄影机不存在。

正是这种平静地、低调地、不提问、不参与的客观姿态,使影片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荒诞。校方高级人士看完这个片很平静,张虹问能否出街(公开放映),他们说可以。没有想到公开放映的反应竟然如此激烈,很多人自这部影片中发觉出暗藏的香港中学教育的弊端。

有人质疑:“一个孩子除主科外,还要学烹调、缝纫、小提琴、画画、剧场……而且大部分的课程仅仅只是象征性地传授一下;所有的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而因为到底不是母语,所以香港的大部分学生,英文和国文水平都中中等等。

”梁文道则说:“看完之后令我庆幸它到底只占了我人生之中的六年,而且不用重新经历。” 张虹:“我最恨做假,美国导演Moore Michael的《美国Gun档案》,讲超过二亿的枪械流通于美国家庭,引发校园枪杀案件。

这个片拿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法国凯撒电影最佳外语片等超过一百四十个国际电影奖项。但是我看出来这个片子有80%是假的,只要看多了,并且熟悉一些基本的技术性问题,就可以看出来;还有一个记录片说加拿大夜不闭户,多幺多幺平和,而我在加拿大住了十年,怎幺就没有这种感觉?后来看到有热心的人把这出戏拆开来看,哪里哪里是假的,就一目了然了。

我的摄影师有时候会不高兴,因为我剪掉了很多很美丽、很有画面感的镜头。

记录片不是演员演出来的,没有道具,没有设置好的场景,对我来说,连前期也是没有的(我只是问我的拍摄对象,我可以拍吗?如果可以,我就拍了)。所以我不喜欢煽情的做法,看一个片子看到自己想自杀,我也不喜欢。

虽然记录片也是非常主观的(除了科学勉强可以被认为是客观的以外),但是我觉得真实是最重要的,我喜欢美国纪录片大师弗瑞德里克.威斯曼(Fredrick Wiseman)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的观念,就是不加个人意见到电影里。

这是指画面尽可能呈现出现实的样子。对记录片来说更是这样。”   三 一直拍,直到没有题材为止 张虹的《搬家》比《中学》要长些,拍了五个多月。

不过,这对她来说,时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她的工作室在中环一栋六层楼的顶楼,狭窄、设备简陋,机器是DV100,她说她没有钱买新机器。三台剪辑机,两个人(她和她的摄影师林伟鸿),这就是被香港媒体誉为“拍出了香港大时代”的所有硬件。

从她身上,还是可以看出上海女人的影子,喜欢张爱玲,干练、敏锐,非常善于表达。她出生在上海,后来随家人移居香港,在树仁学院社会学毕业后,便计划到加拿大中部进修传播理论专业。

在离开香港之前,她在电影节中看了David Bowie演的电影《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这部同志电影使她很感动。她想电影真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她来到加拿大东岸,她爱上那里的浓厚的法国文化气息,开始修读电影。

在加拿大的十年,她做过老师,筹办过电影节。 “……对,就是想回来拍电影,因为我在这里长大的。”张虹说道:“所以我1994年回到香港,在香港做场记,写影评、教学生电影课程等工作。

后来还去了一间外资银行当翻译。那时候收入挺好的,一个月有数万元。但是还是想拍片子,所以就放弃了……我妈妈骂我,为什幺要这样(我曾买了房子给她,所以还要供下去)。 现在,我很穷。你知道,在香港,穷人是很难过日子的,是很没有脸面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由菲律宾家庭佣工照顾的孩子跟其它孩子有什幺不同?香港的中学是什幺样子?游行中的普通人是什幺想法,街上的乞丐是不是香港人…… 我不是有什幺使命感,对政治也没有兴趣,我只是想说一些社会问题,虽然任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但是总的说来,我是在做艺术。记录片是一种艺术,你知《德意志的胜利》那位女导演吗?本质上说她是艺术家,而且她是站在犹太人那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