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字典博物馆:相府探秘 字海溯源
字典在中国古代称字书。我国字典萌芽于先秦,奠基于两汉。自《说文解字》开字典之先河,历经魏晋南北朝承继和隋唐宋元发展,到明清渐至兴盛。清《康熙字典》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字书的发展达到高峰。这部旷世之作的实际主持者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
作为陈廷敬故里的皇城相府视《康熙字典》为“宝”,投资近3000万元,在皇城相府中陈家最早的老宅院——世德院,建起国内首座专题性字典博物馆——中华字典博物馆。中华字典博物馆也许是世界上惟一一座在小山村建立的“国字号”专题博物馆。
中华字典博物馆由世德院的3座两层院落组成,分为中国字典发展史展示、字典收藏两大部分,游人在这里可以看到从中国秦朝开始到目前出版的各种字典,了解中国字典文化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全过程的同时,作为一所专题博物馆,还为字典爱好者、收藏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场所。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馆內收藏了各种版本的古代字书和近代字、辞典3391种,共计21532册。
一部字典一段历史
2月26日上午,一场大雪,仍然没能阻挡住人们前来皇城观光的步伐。在手持话筒的导游引导下,嘴里喷着白气的游客来到被称为“景点”的字典博物馆参观。
“这是什么字啊?怎么都不认识!”几位进入“字说厅”的游客用眼睛盯着地板上书写的似曾相识的“古怪”文字发呆。
占地约百平方米的“字说厅”展示的是汉字与字典形式的变迁。镶嵌在墙上的三处木简上的文字,向人们讲述了汉字本身的发展演化及文字载体的变化过程。
据字典博物馆负责人赵子祥介绍,汉字是由陶文、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等进化而来,汉字成熟后的书写形式先后出现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作为汉字载体的书籍历经了甲骨书、青铜书、石头书、简牍书、帛书,最后出现的是纸质书;书籍的制作远古是刻、写,后来出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又有了石印、铅印等。
“字说厅”大厅中央有三个展示陶文、石鼓文和钟鼎文的独立灯箱。环顾厅内的三面墙上,悬挂着包括《说文解字》《尔雅》《康熙字典》等古今具有代表性字典27个版样。
《工农兵字典》在第六展室,一本大红封面的字典,格外显眼。“‘文革’期间,辞书发展几乎中断,其间出版的代表作就是《工农兵字典》。”这部由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编审组编辑的“文革”字典是1973年出版,收入单字7000余个,词目1600条。这部字典在1978年时重新再版。
“一部字典一段历史啊!”赵子祥感叹!在1—9展厅,参观者由字书的“先秦至两汉”萌芽奠基期而进入“魏晋至两宋”的继承发展期;在经历了“辽夏金元”的特殊发展期后又迎来“明清”的兴盛期及“民国”字典发展的剧烈变革期;“新中国”字典发展由创新期、经过“20世纪80年代发展恢复期”、“20世纪90年代发展兴盛时期”、又昂首步入“21世纪初的发展开启未来期”……
作为国内外首家字典展览收藏场所,其中不乏中国古代字书中的精品:明代木刻版的《说文解字》《尔雅翼》《字汇》(5种),清代木刻版和石印铅印的《康熙字典》(55种),还收藏了大量民国期间和共和国初期出版的珍贵字典,如《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新华字典》的初版以及解放后《辞海》出版社修改的未公开发行的稿本等。
“异言阁”中,英国牛津、美国韦伯斯特字典家族100年前的各种出版物也尽入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有历代各种版本的海内外藏品,各种版本的古代字书和近代、现当代字、辞典3000多种计2.
1万余册。”虽只是隔窗相望,但从55个版本的《康熙字典》,以前从未见过甚至从未耳闻的我国各个朝代保留下来的字词典及各个出版社出版的字词典,可以感受到难以数计的古人、今人在玩味那方块字时的快乐。
博物馆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博物馆,还是字典爱好者、收藏者和研究者的一个学习交流的场所。
去年12月13日,中华字典博物馆来了一位特殊的游客。在陈列“辽夏金元字书发展期”的第三展区,当导游解释说《突厥语大词典》是用阿拉伯文注释的时,这位游客马上纠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突厥文是伊斯兰文化中的一种。
伊斯兰文化包括三种语系: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他们都属于印度语系,但是他们的发音、符号、语汇都是有区别的。《突厥语大词典》就是用突厥文编撰而成,不能说成是阿拉伯文编撰的。”原来,这位游客是文坛大家王蒙。
曾经在新疆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王蒙解释说,《突厥语大词典》在新疆是一本常用书,是一本关于突厥人学习、道德、行为的一种整合,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本论文集。看到有些尴尬的导游,王蒙替之“解围”:“不过,这样的问题很冷门,导游不知道也是非常正常的。”
王蒙先生的谦逊,令导游和现场的游客频频点头。
“农民 教授”办起博物馆
投资3000万元,设立中华字典博物馆,这不能不说是皇城村当家人——张家胜继用300万元将《康熙王朝》剧组拉到皇城,加进20集有关陈廷敬和皇城相府的戏之后甩出的又一绝招!
《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正规的字典,是陈廷敬率其子及20多位翰林院学士花费6年时间编撰完成的。这部巨著后来出现了127种版本。
为了收集字典及有关的资料皇城人费了很大的劲。赵子祥告诉记者,“收藏《康熙字典》要钱啊,一种版本几千元就把我们吓住了。”
皇城村曾经是一个穷山沟,村民一年的收入不足千元。在开发皇城相府之初,村里年收入为230万元。能够用于搜集陈廷敬的历史资料的费用更是有限。为了节约成本,皇城村只好发动村民跑图书馆抄资料。皇城村村民陈淑平是陈廷敬的第23代孙,听到村里要筹建中华字典博物馆,她和村里人一起跑到民间去寻找字典。
为了得到相关的文字资料,皇城相府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副总经理樊书堂上北京跑了二三十趟。这位去了北京没时间去天安门、去纪念堂的副总经理都泡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抄资料。
如今博物馆橱窗内展出的《康熙字典》的各种封面,就是当年从图书馆“抄”来的资料。
中华字典博物馆能顺利建成,还少不了霍耀中、张世满、李豫山西大学三位教授的支持。中华字典博物馆的雏形是“《康熙字典》展览室”,刚开始仅在树德院一间狭小的厅堂内接待游客。2004年,考虑到《康熙字典》的历史影响,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霍耀中建议将树德院扩展成“中国字典发展史”专题陈列馆并向观众开放。
作为扩展工程的总策划师,霍耀中教授重点把关策划美术设计,作为历史文化学和文献学教授,张世满、李豫带领研究生夜以继日地搜集、分析、整理展馆的全部文献资料。为了全面地收集各种版本的字典辞书和相关信息,李豫教授不辞劳苦寻访大小书店,两三年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副委员长赠送“镇馆之宝”
2007年5月25日,《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在皇城相府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8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皇城相府,围绕《康熙字典》的编纂理论、方法和成就,以及辞书与中华文化的传承等题目展开研讨和交流。
研讨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亲临皇城相府参会,并向博物馆赠送一批由他亲自主编的字典辞书及一本《康熙字典》。
在博物馆“稽古阁”内,记者见到了这本纸质已发黄,封二上写有“圣祖御定康熙字典丙辰恭戴葆藏”字样的《康熙字典》,封三上有许嘉璐的题词:“此书,吾友中山大学叶国泉教授所赠。一九五九年余与叶兄同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彼从事现代汉语教学,谓此书于彼无用,遂赠余以济其时字典之匮……中华字典博馆甫成,谨以奉之,书非珍善,然可映照数十年文化沉浮,窥见其间学界一角状况耳……”
短短一百多字,既写出字典的来历,又写出同事之间的友谊,关照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沉浮,并表达了对皇城相府建立全国第一个字典博物馆的支持和呵护,再加上字典本书的珍贵性,因而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今年,国际《康熙字典》学术研讨还会要在皇城举行。”临离开皇城时,赵子祥说:与上次相比,这次的规模将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