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期智的学生】清华人物 | 姚期智:好教育必须挑战学生

“中国特色”让中国大学有机会迎头赶上

刚回国时,你说常常在想,“一所大学如何能够培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能作出新贡献的学生”。我们正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目标该如何理解,怎样去实现?

姚期智: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世界一流大学有个普遍意义:有相当一部分学科、院系是世界一流的,里面的老师大部分也要是世界一流。如果世界一流的人聚在一起,其他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他们不会允许非一流成果,也会想尽办法去培养一流学生、设计一流课程。

一流大学可以大,也可以小,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是一流,像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但从没人质疑过它是一流。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国外方法不能照样搬来,要想想看中国有什么特殊优势、利用好。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优势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有非常好的人才储备。这不但让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容易做得好,也使很多研究工作在中国推进得更快。中国还有很多海外人才,在很多时候能为科研发展提供协助。这方面我们已经用“千人计划”等吸引了很多人才回来。

二是中国在科研经费上具有很好的优势。中国这几年经济成长非常快,投入到科研上的经费也逐渐增加。这非常重要。因为科研要赶超,一定需要特别的经费来做事。

三是中国在行政上的执行力非常强。这种在行政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可以使我们在想做的事情上特别有效率。我十几年前开始在清华办“姚班”,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比如二次招生、独立课程等。如果在国外尤其是一些规则比较成熟的学校,即使这件事特别好,它的障碍也会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除了一些有比较成熟系统的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可以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备的科研、教学高水平体制,来创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中国是一个例外,因为有这些特色,我们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

建设“两个一流”,要有耐心

你刚才讲到了很多中国特色优势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助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必定会有一些束缚和尚未突破的难点。

姚期智:这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基础的教育教学来说,我觉得已经完成了解放。至少从清华以及其他很多和清华一样比较领先的国内大学来说,很多条条框框已经改善得差不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从教育观点看,怎样让教师有积极性去拓展教学。不是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做这件事,一个学院里能有十几、二十个人把精力很专注地投入其中,而且能合作起来,大学教育就可以办得很好。

这涉及一个导向,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奖励方法来构建这样一个团队,去研究当今世界一流的教育教学什么样,而不是把时间用在去外面做咨询等事上。这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临门一脚”。

二是从科研上看。科研上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人才,一流人才才能领导、培养年轻人,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些年,国家已经有很大的项目培养、吸引这些人才,但这急不得,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积累,还要有配套措施让他们专心做研究。

回国十几年来,我觉得这方面虽然还没有到达一个效率非常高的地步,但也有了很大成效。譬如说在清华,如果一个青年老师的研究水平达到国际水准,他的基本研究经费是没问题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国家最需要的研究方向,能不能快速做起来。现在国家在一些先进、有竞争性和急缺的领域已经在推动比较重大的项目,从这点上来看中国已经到了“内行引导内行”的阶段。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那么理想的状况,但这和发展阶段有关系。如果你在美国推动一个比较前瞻性的科研活动,做起来比中国容易。一是大家距离没那么远,二是如果一个很有威信的人让你来开会,大家都很愿意、甚至自费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一个领域的活力推动起来。但在中国就很困难,因为很多尖端人才不在国内。如果中国在尖端领域比谁都做得好,那么大家即便自己花钱也愿意加入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要有耐心。

好的本科教育要让学生发现喜欢什么、擅长什么

你多次提到“人才”。现在无论清华、北大,还是中国其他高水平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努力。你回国原本想尽快打造一支好的研究团队,最后却选择了从本科教育开始。几年前我们采访杨振宁先生,他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不比国外差、甚至要好,你怎么看?

姚期智:国内本科生的聪明才智确实是世界一流的,特别是国内一流大学,学生入学时比美国一般一流大学学生都优秀。尤其是在一些我们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上,比如数学、物理,大学教材有很多年积累,跟世界水平没有大差距,这比较容易在教学上做得好。所以从这点上,我同意杨先生的看法。

但在计算机学科或别的前沿学科,你会看到美国大学,每过若干年,就会仔细地、大幅度地调整一下本科教育——要从前沿看课程和教材设计里要删去、增加哪些,这样才能使本科的学生对发展前沿有基本了解。如果学科不与时俱进,很容易在学生毕业时有些该教的东西没有教。

这点我在国外大学有很多感受。我经常看到国内来的学生,甚至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来做研究生时,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情况,就是很多该学的没学。还有同样严重的,他们的思维水平和方式不够深刻。但国外研究生的一些课程或考试,并非死记硬背就行。

所以那时我就感觉到国内计算机科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缺点:一是很多该教的没有教,二是教学、考试比较注重学生勤不勤奋。真正好的本科教育,是要让学生从中学思维方式转换成大学的研究思维,必须要挑战他们的智力。我一向主张,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发现自己最擅长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将来不管就业还是深造,都沿着这个方向去进行。所以一门课不是人人100分是好事。

如果不能让学生发现这些、迎接挑战,就会产生很糟糕的效果——觉得自己不如人,就放低志向,把目标调校成拿到博士学位、找个大公司。我在国外一流计算机系里看到很多印度教授,但中国教授很少。我的感觉是,可能是我们的学生起点不高,所以志向不够。

再后来,我回国想要把研究团队建起来,却发现收到的研究生能力不够,开始一年或一年半都在补课。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出世界上最好的本科生,这样才能有足够好的一流研究生资源。况且,面对这么好的生源,如果四年后不能保证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那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

“姚班”是国内创新人才培养的一面旗帜,它可以复制吗?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姚期智:办好本科教育并不难。这个阶段,学生关键是要打基础,只要把核心学好、基础学透彻,课开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教师团队很重要,只要一个院系有10个教授愿意把这件事做好、开好10门核心课程就能办好本科教育,这点中国很多大学都能做到。

当然,这在细节上有分别。在“姚班”,课程难度、教学速度比一般本科生要高和快,学生在大二、大三就基本能达到研究生水平。比如我教的大一的一门数学课,在斯坦福这种学校他们要到四年级才学。对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如果按部就班他们会觉得非常没兴趣,因此在本科时就要尽快让他们接触到科研。

再有考试和作业,要让最好的学生觉得有挑战性、非常过瘾。五门课里,我希望你有三门课学得很好、两门不好,而不是五门平均。因为你到外面做工,人家会问你最喜欢什么、哪方面特别拿手,再指派工作,这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还有就是对“姚班”学生很重要的全英文教学和足够多的国际交流机会,让他们在整个过程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国际人才。毕竟,他们将来是要在国际学术圈里和别人竞争,用国际语言和别人打交道。

回国后,你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在国内大学里,很多教授只挂帅不上台,讲课都由助手或者年轻人来做。本该得到重视的本科教学却成了“良心活”,科研才是“最重要”的。

姚期智:一个大牌教授教一门入门的课,是比较好的。他的视野比较广阔,能及时让学生把握到学科方向和定位,所以说资深教授应该教书。这点在美国要求比较刚性,每个老师教课的数量是差不多的。但也有个别情况,如果有时他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对整个学科的成长有更大帮助,尤其是一个大项目刚启动的时候,是可以柔性处理的。

我刚回国花在教书上的时间非常多,因为那时还没有足够多的老师,很多课都是第一次开,所以我自己先教。现在形成了一定规模,这方面压力小多了,我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打开学生眼界。

至于本科教育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想这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离开科技前沿太久,所以那时需要把科研水准快速提升起来。只有科研人员到了一定水准,才有可能教好课,如果根本不晓得科技前沿在哪,就只能教很陈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战术角度来讲,这有其中的逻辑。但现在重心应该要调整一下了,我相信在国家、学校都重视的情况下,做好本科教育应该没有问题。

注: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7-1-10。作者:光明日报记者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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