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 张荫麟《中国史纲》与钱穆《国史大纲》不分轩轾
《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荫麟全集》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版。
《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张荫麟致傅斯年信札。
张荫麟与贺麟(中)、陈铨(右)摄于1926年。
68年前的10月24日,张荫麟病逝于贵州遵义。这位生前被多位大家、同仁许为"天才"的史家,身后却少有人提及其人其文。
究竟他的才、学、识如何让时人侧目?他对学术通道的苛责式的批评为何能赢得被责者的尊敬?他的通与专,他对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标准,对今日学界有何借鉴意义?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家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副主编李红岩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李欣荣博士。
1谈《中国史纲》
首倡通史"笔削"五种标准
南方日报:张荫麟以史学为平生志业,但他在世时出版的惟一一部史学著作是高中教科书《中国史纲》,并且只有半帙,如何透过这部书来看待他的史学成就?
曹家齐:一部《中国史纲》,虽终于后汉之立,却于社会之变迁、思想之贡献、人物之性格,兼顾而并详之;又于历史全局之因果,以网状之维路,具哲学之思辨。独断而中的之见,更是层出不穷。此大家之手笔,非具卓越之史识,实难为之。
李红岩:俗语云: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历史学界有一个学术默契,时髦话叫"潜规则",即不以著作数量衡人。所以常有著述不多而公认为学者大家者,亦有著述等身而被视之蔑如者。究其原因,在于史学界向来重视同行公议,少取社会评议。
张荫麟可谓"能"而且"学"者。《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判断一部著作的优劣,不仅要看表面,而且要看表象下的水有多深。张荫麟这部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通"字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是中国史家自古以来就追寻的高超境界。张荫麟的著作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一点。
李欣荣:张荫麟的著述很多,约在百万字以上,但无可否认,这半部《中国史纲》的确浓缩了他自1935—1942年间的许多心血,更反映出其治学追求博通的旨趣。陈寅恪推荐张氏在北大讲授通史课程,显然也是看中了他的这种特质。
作为梁启超的私淑弟子,张荫麟受到其晚年由专入博理路的影响,以及写作中国文化史理想的激励,早就有撰修通史之志。留学美国时,已打算"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研习哲学和社会学也无非为了拓展治史的视野,以利于日后撰写通史。后来得到傅斯年的推荐,编纂中小学教本,方有机会一偿其抱负。
南方日报:与当时其他通史著作如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相比,张荫麟《中国史纲》有何特点?
李红岩:上述三人,均为学术大家,而且钱、张二人尚有相当的友谊。以天分或眼光论,张荫麟天纵之才,又习欧美新学,娴于蟹行文字,故上天入地,较二老自然未遑多让,但早逝,而钱、吕二老得享天寿,允为学术大师,这是张荫麟学问发扬不得不戛然而止的无可奈何处。
又限于体例,张的著作自然较钱、吕二大师的著作为简短、浅易。如果说钱、吕二大师是以独家之学为一家著述,则张氏之书则属于以独家之学做公共产品。台湾学者何佑森先生常说,学术著作有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四种境界。
张氏通史即属于深入浅出一类。所以相较而言,钱、吕二通史更加深沉。对上述三人,学界均有专门研究,而以钱穆研究最称显学。吕氏研究集中于华东师范大学,成绩颇丰。总而言之,三位学者的著作均是经典,如同玫瑰牡丹,共为艳丽,各有特点,但不可分轩轾。
李欣荣:通史之作,关键在于求"通"。这不一定反映在时代的通贯上(即半部书亦无碍),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全体以及历史发展的线索有切实的理解、掌握和叙述。张氏通史引用西方哲学(逻辑学)的思维,提出通史"笔削"的五种标准,以提高通史撰写的科学性。同时较为难得的是,对于史实的解释并不生搬硬套西方的教条和理论,强调的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
"笔削"的标准明,而后历史线索亦清晰可见,故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而加以充分地叙述。这无疑会使其书显得要而不繁,条理分明。同时,张氏通史特别重视文字的简练和雕琢,以"说故事"的方式撰写通史,而且不参入考证,也尽量减少原始文件的载录,极大地增加了阅读趣味。
另外,张氏通史拥有较强的合作分工意识,其注意与吴晗的配合,邀请学有专长的史家提供各专题的初稿就是明证。与钱、吕二氏相比,张氏应属接触西方学术较多的新派史家,较能吸收当时新出的研究成果,比如商代文化的撰写,就是借鉴了中研院史语所在殷墟的发掘成果。
○通史"笔削"五标准
张荫麟在通史编纂中注重研究史实的选择和综合,总结出通史"笔削"的五条标准,这就是新异性的标准、实效性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他认为训诲功用的标准应予以放弃。因为学术的分工,历史的训诲功用应由各专史承担,如历史中战事与战术的教训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张荫麟指出,训诲功用以外的四条标准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