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雕塑 秉心明艺——熊秉明的雕塑艺术

中国美术馆近期举行了“中国美术馆接受社会捐赠:杨振宁先生、翁帆女士捐赠熊秉明雕塑作品”的捐赠仪式。熊秉明先生是著名的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他在哲学、文学、绘画、雕塑和书法方面都卓有建树,在海内外学术界、艺术界享有盛誉。

在旅居法国的五十年间,熊秉明先生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作了许多蜚声国际的艺术作品。上个世纪初叶,负笈西洋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成了第一代融通中西的艺术家、教育家。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熊秉明则是第二代。而吴冠中是向“西方取经”,故其艺术的修行回到本土,熊秉明则将中国文化的种子撒在西方,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据熊秉明先生自述,他到法国之后,第一个老师是纪蒙(Gimond)。从老师那里,他继承了自罗丹(Rodin)、布赫代洛(Bourdelle)以来的极其严肃的传统工作态度,也把握到了雕刻的本质。但他并没有完全依照老师的方法来创作。

他认为:“艺术并不只是说教,那会失去生命新鲜活泼的魅力。”在熊秉明先生看来,雕刻的终极意义是要表现存在的,或许这和他本来学习哲学有关,因为哲学探求的正是终极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哲学的思考和雕刻的创作往往是紧密相连的。

和架上绘画不同,雕刻首先有自身所处的三维空间,从而占据了一个位置,在此基础上,再争取自己的存在在时间上达到恒久。所以,熊秉明先生认为,雕刻是艺术家表现个人或者是群体生存意志的最好凭借。

从1952年开始,熊秉明先生开始自主创作作品并参加沙龙展,并于1952年获得春季沙龙的铜质奖以及“艺术家之友”奖。而后,又以《逃奔》参加秋季沙龙,以《铁丝鹤》参加五月沙龙。但是,直到他1954年创作第一件铁雕《嚎叫的狼》(1954年),我们才开始能够清楚地看到,哲学和艺术在他的创作中是如何交融在一起的。

创作这幅作品时,他的内心是彷徨和苦闷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西学的最终目的是救国救民,美术自然也不例外。

但作为西方最为古老的艺术门类之一,雕刻有其自身固有的深刻而悠久的传统。而作为一个华人,熊秉明先生对中华文化又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自觉。如何融合这两者,使他的内心十分焦灼。所以在这幅作品的选材上,他首先放弃了传统的以人为对象,而选择了动物。

不以人为主体,意味着他解除了人所代表的强烈的文化特征与内涵,从而避免了西洋技法与中华文明的生硬嫁接。其次,在作品材质上,选择使用铁片,而不是西方传统的铁铸石膏像,或者是中国式的大理石塑像,焊接的完成即代表作品的完成。

再次,在技巧上,铁片的使用也打破了传统造型的封闭空间,从而创造出了一种轻盈、流动、开放的空间。交错的搭建与架构也消解了雕像的厚重实体,而以暗示的方式表达出雕刻对于结构与面的要求。这样,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造型。从这种既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传统又不生搬中华文明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深刻用意。

在此次捐赠活动中,杨振宁先生及其夫人翁帆女士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笔架》《骆驼》《马》三幅雕塑作品。其中《笔架》是熊秉明先生专门为杨振宁先生创作的,作品的背后还有两位先生名字的缩写。熊秉明先生和杨振宁先生是儿时的好友,他们的父亲当时都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所以七岁的时候他们就在北京的清华园相识了。

这份从儿时维系至今的友谊自然使得两人的情谊格外深厚。杨振宁先生在捐赠这幅作品时,也说道,“我跟秉明是总角之交,他是我一生最知心的朋友之一。”再来看《笔架》这幅作品,似乎更能感觉到熊、杨两位先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发小之情。

《笔架》这幅作品的材质仍然采用熊秉明先生自《嚎叫的狼》以来沿用的铁片造型。围绕“笔架”这一主题,他完全舍弃了雕塑的封闭性空间和巨大的立体式造型,转向一种开放式的、更为简单、纯粹的表达。环形带状的铁片相互错落地搭架在一起,有直立的、有横着的,高矮不一、参差有致,连焊接的印记也一并留存在作品之中,成为作品本身的一部分,从而使观者能够更加纯粹地感受材质以及造型带来的空间和美感。

所以杨振宁先生说:“你不光看到他的铁片,而且铁片之间的空间也成为雕塑的一部分。

”这种将雕像原有的巨大实体消解在空间中,使空间也成为雕塑造型甚至审美的一部分,显然是贯穿着熊秉明先生自身独特的思考在其中的。而杨振宁先生能如此敏锐地感受到熊秉明先生的创作意图,也正是他们七十余年的友情的最好见证。在艺术和科学之间,他们显然有许多共识,在许多方面也都有相同的文化情怀。

从《笔架》这幅作品中,我们更能强烈地感受到熊秉明先生对面的强调,各个面,以及面与面之间的衔接与咬合所迸发出来的强烈生命力。正如他自己所言:“‘面’是雕刻上一个极基本、极重要的观念。”而这幅《笔架》,恰恰就是这观念的最好、最直观的展现。

对于观赏者而言,这并不是十分神秘的,但是对于创作者,却是要经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把握。举重若轻,正是熊秉明艺术中所独有的魅力。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解剖,而《笔架》这具有深刻中华文化内涵的主题也无法解剖。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的《笔架》是一个造型结构,是一个有节奏的、均衡的、组织精密的,占三度空间的造型体。环而观之,我们仿佛能穿过作品看到面与面之间的结构与深层的间架。而对于熊秉明先生而言,这就是雕刻的本质!把形体锤炼得仿若佛像一般精粹、高明、凝聚而坚实。

众所周知,熊秉明先生十分爱好书法,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诣。从1968年起,他就在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担任书法史、书法美学与书法实践的课程教师,长达二十余年。在1995年,还发表《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一文,并明确提出:“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境界的最后一境。

”或许正是有感于这种属于心灵本身的艺术,他创作了《笔架》这幅作品。杨振宁先生说:“秉明和我是同一时代的人,同一个大时代的人。我们都有话要说。我们走了不同的道路,采用了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要说的却有同一底线。”或许,这同一底线就是对祖国文化的一颗赤子之心吧!

在熊秉明先生的艺术生涯中,体量最大的作品,当属如今屹立于南京大学的“跪牛”,杨振宁为其取名为《孺子牛》。这件作品缘起于2000年,在杨振宁先生的引见下,我与熊秉明先生会面并结成忘年交。适逢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邀请他为南大百年校庆创作作品《孺子牛》。

现在这件高约两米的巨制依然陈列在南京大学的校园之中。牛是熊秉明先生作品中一个常见的母题,他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形态的牛,而牛恰恰是一种最恋家动物,它默默耕耘,辛勤付出,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家的象征。或许,这些牛是熊秉明先生对自身的一种写照,是借助艺术使远行的自己在精神上得到回归。

在熊秉明先生看来,“雕刻要能充分表现其存在的生命力必须依赖强明的立体感,而强明的立体感是由严密的‘面’所构成”。在《马》《骆驼》两幅作品中,他以面与面构成的脊成为抽象表达,建立雄深而厚重的体,从而直达精神之源。

既借助自然沧桑变忽的山体与河流及其裂变与重构的张力以塑造形体,又统一于对宇宙哲理、人文情怀的关注之中。而这一切都是熊秉明先生对雕塑语言发展的独特贡献。在西方现代主义兴盛之时,他熔铸东方天人同化的自然观于其间,使得牛与骆驼成为巨峰险崖、大地与山峦,充盈着生生不息的自然伟力。

2001年熊秉明先生应邀访问南京大学时,我陪同他看六朝石刻、观高二适书法,后来还有我们四手合塑他的肖像,堪称艺坛的一段佳话。我从外面塑进去,他从内部塑出来,以指痕、刀痕呼应、穿插,在同一团塑泥上,我们合作得非常痛快,简直像两个乐手在即兴合奏,演绎了一曲精彩的四手联弹。

我在南京博物院的“吴为山文化名人雕塑馆”开幕时,远在巴黎的熊秉明先生还为我作序。2002年12月,熊秉明先生与世长辞,我亲赴巴黎拜谒,并撰文表达哀思,我们因艺而聚,成就了一世的情缘。

在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熊秉明先生是深悟中国雕塑艺术的大家。他是由形而上介入雕塑的,在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在东西方造型的比较中,找到了以中国土地、山峦为体的象征着中国人精神的形式,找到了以书法为核心——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线。

正是自然之化,天人之气,丹青之韵,书墨之魂,诗骚之魄,凝合冥结,造就出中国传统雕塑之精神意志、风格特征。熊秉明先生曾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在雕刻上表现了他对存在的认识,都反映这一个时代,这一个民族对存在所抱的理想,这是自己的形象的投射。”透过《笔架》《马》《骆驼》三幅作品,我们能从中看到他自身艺术生命的持久和恒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