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瑗我和爸爸最哥们儿
“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996年,钱锺书与杨绛的独女钱瑗,患脊椎癌,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她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5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时,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待钱锺书走后,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我们仨》)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说了这么句痴话。
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妇产医院,杨绛果然诞下一女。出生那日,她被医生用产钳夹了出来,护士对杨说:“She's all black and blue.”(她浑身青紫)是她使劲拍拍拍,才给拍活的。婴孩“哇”地一声特别嘹亮,护士们称她Miss Sing High,杨绛意译“高歌小姐”,音译“星海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护士把孩子抱了出来,钱锺书看了又看,“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小名圆圆、阿圆、阿瑗,自小聪颖绝伦,颇多故事。
3岁时,圆圆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惊喜于女儿“两月相暱(昵)”的妙思,遂作诗一首:“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夸赞女儿像父母一样聪慧有创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注:神童刘宴貌丑)
1941年钱锺书自外地回上海,父女两年没见,4岁的圆圆注视着有些陌生的爸爸,见他把行李放妈妈床边,发话道:“这是我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锺书不禁感到好笑:“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圆圆答:“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令这位大学问家父亲哑然失笑。
1948年夏,11岁的钱瑗随父母来到老家无锡,见了爷爷钱基博,老先生当年给她取名健汝,但多年来从未见过这个孙女。钱瑗自小爱读书,那天在爷爷屋里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边翻边看,弄得满地是书,小学毕业的她此前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爷爷当场考问她一番,大为惊奇,“吾家读书种子也!”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离沪北上时就曾在家休了一年。考上高中后,读了3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常读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钱瑗在家,闲来无事,就拿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一摞洋书消遣。年仅15岁的她初读原文,不免生吞活剥,但为她后来的语言教学打下了扎实基础。
1979年公派留学英国时,一次参观夏绿蒂勃朗特的家,厅里挂了幅大画像,她说这是萨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会吧?一问管理人员,果然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却不知眼前这位中国学生高中休学在家时已从那些洋书中见过萨克雷的像,还读过评论家文章,说勃朗特暗恋萨克雷,且《简爱》里的罗彻斯特写的就是萨克雷!
“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论及女儿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祖父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文体学方面,这是一门涉及语言学与文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相邻学科的交叉学科。
上世纪80年代,文体学在中国还是块处女地,钱瑗却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课之外,她在教材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复使用过9遍,1989年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认为它“既是一部出色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该教材上册已于1991年出版,然而,由于钱瑗多年授课太多,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平时,钱瑗脸上常挂着温和的微笑,但她也会拍案而起,敢于直言、是非分明。
“文革”中期,她因参加编写《英汉词典》出席某全国性的语言学大会。当时“左”风大行,会上有人说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对此谬论,大家默然。谁知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助教的钱瑗竟大胆反问:“那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弄得那些“左将”无言以对。
80年代中期,钱瑗兼任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一次,一名委员在评审会上推荐一本文学史教材,说此书已有钱锺书等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话音刚落,钱瑗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大声道:“我父亲没有推荐!”对方甚感难堪,便掏出几封信放在桌上,表示这是真的。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委员们翻读信件后发现,钱锺书的信多半是客套话,最后还留有“容后再读”四字,才发现:“确实没有推荐,钱先生还没有看呢。”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小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
在这个民主祥和之家,无论钱瑗如何变换角色,她都是父母贴心懂事的好女儿。
1966年“文革”,钱杨夫妇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去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回家后,她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一颗颗糖纸,把糖放入瓶里,将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红卫兵”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
钱瑗依恋她的Dear Mom和Dear Pop(这是她和父母通信写便条时一贯的称谓),也相当孝顺,大学毕业后8年,她才迈入婚姻生活。
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俄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当时他们59届搞美术的有号称“妖魔鬼怪”四员大将。王德一是领头的“妖”,因为人们常把“一”念作“Yao(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称。四人中,钱瑗是惟一的女性,本无绰号,既然排行第四,人们就把“怪”安在她头上。“妖”和“怪”经多年交往、恋爱,终成眷属,被人戏称为“妖怪联姻”。然而,这段美满婚姻遭到“文革”的 “剿杀”:1970年5月北师大围剿“五一六”,王德一被诬“炮打林副统帅”,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后,不堪受辱,悬梁自杀,给钱瑗烙下了一生的伤痛。
心灰意冷的钱瑗,此后有段时间对婚姻不是很积极,“我陪着爸妈!”
“文革”期间,钱瑗帮助了一位被“红卫兵”勒令扫街的老太太唐云,钱瑗的热心和善良让她感动,唐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和钱杨二老,希望能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的嘱托,钱瑗决心再婚,此后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对她的继子、继女关爱有加,据那两位回忆,钱瑗和他们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阿瑗是我平生惟一杰作”,女儿走得早,为母的不免唏嘘: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告别会上,钱瑗的学生和同事都悲伤不已,外语系的师生恳请杨绛留下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师大一棵雪松的土下,春风化雨,以纪师恩。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