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刘迎霞奇迹背后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引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经常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人大代表”、“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畸形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
不受法治约束的权贵势力,越往上去,越是沉默而凌厉,其神秘莫测,若非难逢的机缘,肉眼凡胎,难窥其详。甚至,根本就看不懂。它所涉足之处,一切市场秩序,统统失效。在刘汉、刘迎霞这样的神秘奇迹背后,正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市场秩序的覆灭,普通民营经济被驱逐,被消灭。这种现象如有其普遍性,则“中等陷阱”之说即被坐实。
正文:
有一次,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干警必须参加。
当天,很多同志以生病或出差为由请假,缺席甚多。晚上,在当地“首善”、“首富”、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汉的宴会上,所有干警悉数到场,甚至连一年都没有在单位见到的人都出现了。当然,刑警队长也在。“这群崽子”,他骂道。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件事(据新华社报道)。近来,密集的政商勾连的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沉默而凌厉的势力
上述的广汉故事,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对那些来自县城,来自内地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朋友们来说。笔者在北方某县城听到的本地版本是这样的:有一天,县里那位“首富”、“首善”、“大哥”同几个朋友聊天,说只要他喊一声,县里某某炙手可热的领导就回来。
众友狐疑,于是大哥拿起手机。15分钟后,县里几位主要领导悉数赶到他们的饭局。
曾成杰、李途纯、兰世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终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人大代表”、“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畸形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在他们坐大之后,暴力与权势成为支配本地市场的唯一准则,正常的商业生态被破坏。甚至,个别这样的“企业家”在与权力深度勾连之后,成为所谓的“第二组织部长”、“影子政府”,地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为之全面扭曲。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看,是弱势群体,基本产权保障都远不完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又仿佛权势熏天,横行不法,为百姓痛恨。这种矛盾,令人困惑。而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社会萌生而法治秩序不能确立并发挥有力作用之时,这种现象就会泛滥。200年前的西欧如此,19世纪的美国如此,近年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社会如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合法经营者得不到有力保护,被欺凌,被侵夺,而勾结权贵与民间黑恶势力,则可坐收高额的垄断溢价,于是暴力秩序逐渐取代正常的商业秩序。
而要走向现代文明,以及所谓的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在于能否扭转市场秩序的权贵化、暴力化,而建立起真正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秩序。
法治的市场秩序,最易受到两股势力的侵害,即权贵与民间黑社会。在这两者交相侵逼的夹缝中生存,或者主动攀附、利用它们,与它们合流,成为它们的工具,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传统较为薄弱的内地小城市,情形通常会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基本生态下,不可能有真正强势的民营企业。刘汉曾经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强势,并非“民营企业家”的强势,而是在他身上合流的权贵势力与民间黑恶势力的强势,尤其是前者。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幌子,是借以变现的渠道、终端而已。
一个商业传统薄弱、而集权传统深厚的民族,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意图攀附权力、依赖垄断一朝暴富,几乎是具有强烈权力崇拜意识的民众的本能反应。从众多手捧胡雪岩传精研商战秘诀的国人那里,可窥一端。而这也并非幻想,而是切合现实的,因为确实有很多走这条路的人成为暴发者,成本很小而收益巨大。越到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区,人们越可能迷信这个,甚至对之艳羡不已。
获得一个“红帽子”,不仅是面子上的荣耀与心里的安全感,也是打开了一条结交权贵、谋取暴利的通道,所以才有不久前震动全国的衡阳贿选事件。事件中,民营企业家正是行贿的主力。据《财经》杂志报道,发生贿选的该届代表团早被讥为“官商代表团”,其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在农民界的代表仅有3人基本名实相符。
甚至在红包拜票阶段,在有关人员的主动操作下,出现了赤裸裸的“竞标”:“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老板出了两百万,那个老板出了三百万,你要想当选,得补送。”结果,500多位有投票权的市代表,人均收到的红包竟达到20万元之巨。
而此事件的败露,也来自于涉案企业家的检举:“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贿选成功,固然高兴,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丧失尊严的事,而你又不得不去做。这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态,一种普遍性的生态——近年来曝光的人大代表贿选案,有山西太原、闻喜,安徽巢湖,广东清远、韶关,浙江松阳、上虞、乐清,等等。
不受法治约束的权贵势力,越往上去,越是沉默而凌厉,其神秘莫测,若非难逢的机缘,肉眼凡胎,难窥其详。甚至,根本就看不懂。它所涉足之处,一切市场秩序,统统失效。在刘汉、刘迎霞这样的神秘奇迹背后,正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市场秩序的覆灭,普通民营经济被驱逐,被消灭。这种现象如有其普遍性,则“中等陷阱”之说即被坐实。
胡雪岩、杜月笙与厚黑学
与凌厉而无形的白手套相比,所谓的民间“黑社会”,则是绝对的“小巫”。事实上,“社会”(society)之说,源自近代,本意是指与政治相区分的领域。近代市民阶级兴起,有了市民的私人生活与自由结社,才有“社会”。
在政治支配一切、吞并一切的时代,无所谓“社会”,如古希腊的城邦,如计划时代。按这样的界定,中国的“社会”传统,并不发达。“白社会”不发达,“黑社会”这种寄生物自然也难以壮大。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的“黑社会”一度发达,其背后的基础正是彼时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以及租界的分治,使个体自由与结社自由获得充分的释放与施展的舞台。
有一个人,他曾拥有一系列让人炫目的头衔: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董事长、《申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务董事、大东书局***董事、复旦中学校董,等等。没错,他就是杜月笙。他是青帮头子,“工商界巨子”,“大善士”,“党国要人”,“上海皇帝”。
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是“美国梦”的象征一样,他从赤贫到暴发的人生历程也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象征。而如同广汉那位四川“首富”、“首善”一样,他的成功之路,也布满了骗局、暴力与不为人知的秘密。
胡雪岩传、杜月笙传,还有厚黑学,早已成为众多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国人的必读书目,经过影视浪漫化的杜月笙形象也确实令人神往。黑白兼通,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大概是引以为豪的境界。近年来,经济勃兴,民间社会崛起,而法治缺失,黑社会由之获得滋生的温床。一些民营企业家,走上“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道路。或者,一些黑道分子,巧通过取豪夺,非法经营,摇身成为“民营企业家”。
黑社会是军队与警察之外最大的武装力量,其暴力行为,是市场秩序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竞标会上,“谁敢举牌,举一次砍条胳膊”就是明证。而面对外媒,那“从来都是赢家,从不失手”的话,也洋溢着“大哥”才有的霸气。
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引来“木桶效应”,劣币驱逐良币,人们争相向下看齐。在许多地区,许多行业,黑白兼通,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得已的选择。重庆的故事,以打黑为名,遵循的却是另外的逻辑。而撇开这个来看,众多的民营企业家涉黑案件,近年来也确实引人注目。
鞍山经营矿业的企业家袁诚家涉黑被抓,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厚道的一个人,对家人、职工都不错。但是,在当地,“涉及矿产的民企若没有一些越轨行为,也很难生存下去”,“当地对矿产的争夺日趋恶化,袁诚家也多次受人欺负,因此意欲成立保矿队”,结果就是报道所说的:“袁诚家蜕变为涉黑组织头目,走向了人生的反面”。
再比如,当年“抚顺涉黑第一案”,民营企业家曲全国被抓,同样据上述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对罪名不以为然:“在抚顺,在沈阳,雇佣黑社会势力搞拆迁,对付钉子户是平常事,只不过碰上曲全国倒霉罢了。”
在“红帽子”与“黑社会”之间纠结、周旋,不善攀附者步履维艰,被边缘,被淘汰,而个别成功逢迎者左右逢源,甚至摇身成为代理的资源配置者,凌驾于其它民企甚至国企之上,成为成为权贵攫取利益的渠道、工具。而市场秩序,则在这红与黑的交相侵逼中,沦陷,失范。这就是最近一系列案件暴露的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
对十几年前读大学的人来说,“建昊奖学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与全国学联主持颁发、专为大学生设立的奖学金,招牌闪亮,一时风尚。如今,搜索网页,它仍停留在许多人、许多大学院系的自我简介中。而它的设立者,袁宝璟,8年前即因涉黑案被处决。8年后,他的仇人,也以涉黑之名,面临审判。轮回之叹,没有什么意义,惟愿我们的市场环境,能因此而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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