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文学应是历史的见证

原标题: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文学应是历史的见证

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名字,是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的——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但真正面对这位神采飞扬的瑞典作家时,听他侃侃而谈自己的作品,看他脸上那诚恳的神情,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他曾出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之职,并非他生命的主角。他用他的作品以及85岁仍不辍笔的坚持,表达着他对创作者身份的看重。他的作品已有多部被译成中文出版,最近出版的,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

在这部《失忆的年代》里,埃斯普马克试图从多个历史横截面把脉“失忆时代”,反思当今世界的发展。其中的深意,正如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的,“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

每走一步,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

“如果记忆只有4个小时的长度,会发生什么?

可能今天你是脑外科大夫,明天就成了汽车修理工;你回家按响门铃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门后面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太太,她怀里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政治家闹了丑闻,只要逃出了舆论的风暴4个小时,就安然无恙了。”

这是埃斯普马克在《失忆的年代》中描写的场景,用他的话说,这是给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做了一次X光透视。

解放周末:“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最初是怎么引起您对它的关注的?

埃斯普马克:长久以来,对失忆的观察,是我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把“失忆”写进了一首诗里。我描写人们因失忆记不清地址而被退回了信件。这首诗是这样的:昨天这里还是别的房子,每走一步这个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而这把钥匙还对得上门锁吗?

而在冷战时期,失忆具有了一种更危险的形态。上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有关东欧被消除的著名文章里写到,“俄罗斯占领者正在抹除掉其祖国的历史”。他的同事米兰·斯美其卡把这种结果描述为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黑洞”。1985年我特地访问了布拉格,在那里经历的事情让我震撼,便写下了《布拉格四重奏》。诗里描写了一种感官几乎不能抓住的毁灭,和一种文化在消失的声音。

在我看来,所有对历史的麻木不仁都是不应该的。我曾经在瑞典学院做过一个让很多人不愉快的公开演讲,对我们历史记忆的丧失提出了警告。同时,我也开始这个叫做《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创作。

解放周末:对历史的失忆,会造成什么后果?

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遗忘本身,还在于它让人产生了一种功能: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它擦掉;不应该感觉的东西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质疑我提出的失忆概念。但没过多久,很多法国哲学家表达了和我相同的看法,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失忆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托尼·朱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叫做“遗忘的年代”。我在小说中表达的看法,终于得到了确认。

解放周末:《失忆的年代》 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效。

埃斯普马克: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在遗忘的时代。因为,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

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那你也肯定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从小被关在地窖里,他整个的童年都是在地窖里度过的,不会说话,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因此,人们就称他为来自地窖的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地窖人”并不只存在于故事中,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地窖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当下,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懂得自己究竟是谁,要往哪里去。

解放周末: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变成“地窖人”,社会就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深度的平面状态。

埃斯普马克:我就从文学方面来说,今天的年轻作家总是想赶潮流,信息飞速传播,他们就都想跟着信息飞快地往前走,那么,对历史、对以前的作品,他们常常顾不上管不了,甚至也都不屑于和老作家交谈了。

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

埃斯普马克的《失忆的年代》很厚,不少瑞典读者从中读到“有些晦涩”。

不过,今年5月,当他带着厚达600多页的中文版新书来到上海思南读书会时,现场却不乏知己。

当作家贾平凹讲述了自己对 《失忆的年代》 的见解后,埃斯普马克激动地走上讲台,握紧贾平凹的双手,“你对我作品的见解,比那些瑞典评论家都要好得多”。

埃斯普马克坚信,在对失忆的反抗中,绝不缺少中国作家的力量。

解放周末:文学作品中的“失忆”主题并不少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代表作《暗店街》与“失忆”相关,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也写过关于“遗忘”主题的文字。您所写的“失忆”主题有什么特别之处?

埃斯普马克:我写的失忆与他们的都不同。莫迪亚诺的失忆是个人的失忆,这比较容易解决,你失忆了,别人可能还记得;米兰·昆德拉的失忆是受到外来政治权力的干扰,导致民族记忆被剥离,与之相似的还有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曾写过的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本土的记忆被抹掉。而我所写的是整个社会的失忆,这种普遍性失忆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信息冲击会让人们把很多事情忘记,一心盯着前方。

解放周末:作家有能力和责任去解决失忆这样的社会病症吗?

埃斯普马克:这就是作家的责任。去年,我曾与到访瑞典学院的中国作家交流,我问他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好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莫言重现了历史。他的小说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中国历史的不同进程。除了莫言,华语文学圈还有不少优秀的作家正在以书写对抗失忆。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再现重大历史事件,并且达到了一定美学高度。

我一直强调,文学应该是历史的见证,文学就是见证的产物。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是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记录并维护这些根基,正是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当失忆变成时代通病,文学这帖药不能缺。我敬重所有以文字对抗失忆的作家。

解放周末:您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是否这样的作品更易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埃斯普马克:批判现实不应该作为作家的责任或者评判作家好坏的标准,更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而只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那句话,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维护好瑞典历史和文化的根基。

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

身为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埃斯普马克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现仍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说,这个备受全球瞩目的文学奖项,其评选标准也历经了数度调整。

诺奖评委们,总是不可避免被追问那些所谓的评奖秘闻。对此,埃斯普马克总是幽默地回应说:“我们规定有50年保密期。所以,这样的问题,50年后,当我125岁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解放周末:您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一直在变,甚至对诺贝尔遗嘱的解释也在变。

埃斯普马克:是的。上世纪30年代,我们以为诺贝尔遗嘱说的“造福于人类”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读书,就以读者数量作为一个评判标准,比较关注那些作品能畅销、获得大众首肯的作家。当时就相对地推崇一些流行作家,如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赛珍珠等。

二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开始强调作品的先锋性和创新性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更多选择在世界上相对没什么名气但优秀的作家。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化又成为评选考量的一个因素,来自埃及、尼日利亚的作家相继获奖。进入21世纪,文学又被认为应该起到历史见证的作用,于是见证文学开始进入评选视野,如2002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2010年诺奖得主、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赫塔·缪勒。而后来,评选时又会比较重视女作家,将性别也纳入考虑之中。

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逐渐丰富起来。但无论评选标准怎么变,作品必须是好作品,这个前提是不会变的。

解放周末:诺贝尔文学奖常常可以让一位作家在顷刻之间被全世界所记住。1978年获奖的美籍犹太作家辛格获奖时并不太知名,现在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而在1949年,福克纳获奖,那以后他的作品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和拉美地区的文学,此后又成功地影响了中国作家莫言。这是否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力?

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当然希望帮助好作家获得更多的读者,也希望读者去认识这些作家,我认为这是双向的、良性的。

不过,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诺贝尔文学奖会扼杀作家。有人说这是一个死亡之吻,有些人得奖后就不再写了。这或许是一部分的事实,但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比如,英国诗人叶芝,他最好的诗歌是得了诺奖之后写的;瑞典诗人托马斯也是,得了诺奖之后写的作品比之前写的还好。

现在很多人追捧畅销作家,我们却不以为然。因为,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

解放周末:很多人一次次地入围,却总也拿不到奖,就让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更加好奇,同时也有所质疑,靠18个人评选这么重要的奖项,公平吗?合理吗?

埃斯普马克:从我们的评选流程来看,我觉得已经做到了足够公平。全世界的好作家都是候选人,每年2月1日提名截止以前,我们会收到很多提名,可能会缺少一些我们希望的名字,我们就会按照规则尽力补充完整,每年提交给学院讨论的名单大概有200位作家。可以说,我们这些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人,比住在伦敦和纽约的人更了解世界文学。

到了5月,经过学院讨论,会确定5个人的候选名单。6月起,院士们开始放假,看这5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而且,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院士们都已看过作品了,再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当年的获奖者。

解放周末:在您所经历的这么多次的评选过程中,有没有感到遗憾或痛心的时刻?

埃斯普马克:最让评委们遗憾或悲哀的是,一位作家要得奖了,他却去世了。比如,沈从文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同时他还有非常独特的著作《中国服饰史》,一位作家通过描写服装的历史,把中国的历史给表现出来了,这很有意义。我们确实在考虑给他颁奖,他却去世了。

还有一件事让人感觉为难,就是一下子发现三四位好作家,但奖项只有一个。而让我最恼火的是,我最喜欢一位作家,却说服不了其他院士。我甚至经常对他们说:“难道你们看不见吗?”

解放周末:经常有新闻报道称,每次评选18位院士内部都有分歧。作为曾经的评委会主席,您怎样处理这样的分歧?

埃斯普马克:我经常说,我们有18位院士,如果说我们中间只有1条裂缝或分歧,那肯定是谣言。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怎么能只有1条裂缝呢?我们有18条裂缝。

18个人都是学养深厚、才智卓绝的大家,但也都是极其固执的老家伙,你以为其中一两位可以主导整个局面?不,他们绝对做不到,不可能有人一手遮天。

如果把莫言的获奖比作中国文学冲入终点站的火车头,那么,火车的庞大身躯可能还需要全力前行

早在30多年前,埃斯普马克就曾到访中国,并结识了巴金、丁玲、艾青等作家。

“其实我很早就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感兴趣。”在饶有兴趣的目光中,埃斯普马克不断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迅速发展、日渐丰富。但是,中文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的还属少数,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英文、法文、德文版作品来了解、认识中国作家群像的。

解放周末:瑞典学院院士亚德·隆德奎斯特时常有些让人意外的论调,他曾说,全球文学创作进程中,亚洲国家有些落后。

埃斯普马克:什么叫落后?诞生过李白、杜甫的国家怎么会在文学上是落后的?

我对丰富的中国文学,从《道德经》、唐代大师乃至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慕之意。

解放周末:底蕴深厚确是中国文学之幸。那么,对当今中国文学的发展,您又有何看法?

埃斯普马克:中国文学总体发展很好,处于繁荣时期,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很有生命力。198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遇到的老作家是巴金、丁玲、艾青等,没想到后来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很有自己的特色,让我感到生机勃勃。

解放周末:除了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和小说家的身份,您还是位诗人。诗与诗意,在时代的经济大潮里是否日渐式微?

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里7个系列小说,可以追溯到我在上世纪70年代出的诗集中的7首诗。可见,诗歌可以发育出很多叙述因子。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创造的一些概念,几十年后还被小说作家运用到创作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说“诗歌没有未来”,对此我不敢苟同。伟大小说家的根基都是在诗歌传统中。如果一个小说家说我们不需要诗歌,那等于把自己的腿砍掉了。

解放周末:您觉得中国文学还应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埃斯普马克:举例来说,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占到七成以上,位列第二的法语作品则占3.6%,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品数量,加起来还不到总数的1%。这不是瑞典所独有的情况,整个欧洲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借助当下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社交平台,全球的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趋势加强,但文学却是个例外。外国人能看懂汉字的很少,翻译成外文的中国著作又太少,这就造成很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作家在外国没有读者。

翻译稀缺,传播困难,这在人们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值不断调高的今天,尤其需要正视。如果把莫言的获奖比作中国文学冲入终点站的火车头,那么,火车的庞大身躯可能还需要全力前行。(记者 王一)